宝宝刚一个月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2014年法律新出台法院不再做dna亲子鉴定
这个规定应该是法院不允许强制要求原被告去做亲子鉴定吧，但是亲子鉴定报告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的，如果当事人坚持不做亲子鉴定的话，法院也可以判败诉的。
网友：亲子鉴定疑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吴国强
本报讯新郑市公安局对近日本报关于大学毕业生晋佩佩，因没有“母女关系”证明无法落户的报道非常重视，特意将禹敏请到了龙湖镇派出所，详细询问禹敏及其大女儿晋佩佩的情况。“她的这种情况确实没法办，母女二人的户籍底卡内没有丝毫能够证明她们母女关系的痕迹。”龙湖镇派出所负责户籍的副所长许红娜说，因为晋佩佩上大学时户口并不是从龙湖镇迁走的，她现在要落户到龙湖镇禹敏的户籍上，属于直系亲属投靠入户，所以必须要有申请人与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才可以办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晋佩佩原户籍登记的底卡，上面只有出生日期与身份证号码。许红娜说，根据上级的要求，在办理父母、子女相互投靠落户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律不再要求群众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和出生医学证明。一、查验双方提交的户口簿能够显示双方亲属关系的。二、查询各级公安人口信息系统能够显示双方亲属关系的。三、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系统（如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核查）能够查询到双方亲属关系的。四、群众提交其它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材料能够显示双方亲属关系的。五、通过社区民警调查取证材料能够证明双方亲属关系的。
“除亲子鉴定外，原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调查取证材料也可以办理。”许红娜说，由于目前晋佩佩着急使用户籍，如果愿意可以先按照人才引进政策办理入户，但是只能落户到集体户上。
在派出所内，禹敏在跟晋佩佩沟通后表示，已经错过了今年的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那就再等等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希望全家人能够在一个户口簿上。
在看到本报的报道后，河南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河南省诚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联系记者，愿意免费给禹敏、晋佩佩母女俩做亲子鉴定。该中心主任廖世秀表示，她也是一位妈妈，禹敏作为一名母亲的难处她能够体会到。如果不是家里困难，作为一个母亲是绝对不会因为怕花钱，而耽误孩子的考试，并且这个考试还关系到孩子未来。听到这个消息后，禹敏特别激动，立刻通知了还在杭州上班的大女儿晋佩佩，准备下周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
“太感谢，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个户口簿上了。”禹敏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情，感谢热心人的帮助。目前家里确实不太宽裕，等条件允许了一定要把这个鉴定的费用还上。同时，也要让孩子们记得曾经有这么多的热心人给予帮助。
关于婚姻与孩子，我国文学作家老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结婚有益，有子也有乐趣，即使乐不抵苦，可是生命至少不显着空虚。
人到中年，*可贵的就是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以及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它能使我们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感受到温暖和希望。
但假若一个中年人，在经历过失败的婚姻之后，又发现自己辛苦养育了多年的孩子并非自己的亲生，那他的心情一定是痛苦万分的。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无论是对于婚姻，还是对于孩子，都应该真诚以待，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否则他就会遭遇到道德上的谴责与法律上的惩罚。
亲子鉴定揭开11年的秘密，儿子无法落户，49岁男子崩溃不已面对镜头，49岁的谭兴盛（化名）显得面容憔悴，他对记者说，他11岁的儿子谭亮（化名），已经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两天了，一直不肯吃东西。
谭兴盛端着饭在儿子门前敲门，儿子却表示，不给我上户口，我就没书读，我就不吃饭。
尽管谭兴盛隔着窗子对儿子保证，爸爸会想办法帮你上户口，让你上学。但房间里的谭亮却不为所动。
11岁的谭亮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因为自己没有户口，所以他感觉自己在学校里很特殊，同学们的议论纷纷，也使得他更加自卑，于是他才在家里闹起了绝食。
可为什么谭亮直到11岁还没有落好户口呢？
据谭兴盛说，他与前妻结婚时，没有为儿子办理出生证明，后来两个人又闹离婚，就一直没有给孩子上户口，后来他出了一些事，便叮嘱前妻为儿子上户口，但前妻也一直没给办。
不久前，谭亮因为上户口的事情求助于母亲，而母亲却在短信中说出以后“不靠儿子，不靠女儿”的狠话，和谭兴盛与儿子划清界限。
记者问谭兴盛，为何你不自己给儿子上户口呢？
听到这个问题，谭兴盛面露尴尬神情，他不好意思地带着记者来到自己的房间，并从床铺下面拿出了一纸亲子鉴定。
原来，按照相关规定，小孩上户口只能够跟随亲生父母落户，谭兴盛要给儿子上户口，就要有能够证明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相关文书。
可令谭兴盛崩溃的是，当他与谭亮做完亲子鉴定后，竟然发现辛苦养育了多年的儿子并非自己亲生。
谭兴盛之所以将这纸亲子鉴定藏得如此隐秘，一是怕被儿子发现，伤害儿子幼小的心灵；二是担心会被邻居说闲话，他怕丢人。
谭兴盛顾念11年的父子情，他仍愿意继续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可儿子无法落户，便无法上学，万般无奈之下，谭兴盛只想要求助自己的前妻帮助儿子上户口。
谭兴盛的前妻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不清楚孩子是谁的”前妻为利益不愿帮儿子上户口，男方无奈谭兴盛的前妻名叫刘芳（化名），多年前两人在打工时相识相爱，刘芳怀孕后，两人就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儿子三岁时，谭兴盛与刘芳因为感情破裂而选择离婚，如果不是为给儿子上户口，或许谭兴盛再也不会步入妻子家的大门。
谭兴盛来到刘芳的娘家时，只有刘芳的母亲张桂兰（化名）一人在家，看着前女婿的到来，张桂兰一脸反感。
见此情形，谭兴盛立即表示，自己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自己没法给儿子上户口，希望得到前妻的帮忙。
听了前女婿的话之后，张桂兰大怒，她说，当初是你非要孩子的，现在又来搞事情让我们家出丑？孩子没办法上户口，是你自己没本事！
张桂兰表示，她的女儿刘芳已经再婚，并且42岁的刘芳嫁给了一个35岁还没有结婚的男子，过得非常幸福，她不愿透露女儿现在的居住信息，也不愿谭兴盛再去打扰女儿。
面对谭兴盛所说的儿子非亲生的说法，张桂兰更是认为这是谭兴盛另有所图，因为她家即将面临着拆迁，所以谭兴盛为了霸占自己家的家产，而想要将儿子的户口立到她家。
不过，在记者的劝说下，张桂兰还是说出了女儿现在居住的大概位置，经过多方打探，谭兴盛终于找到了前妻刘芳。
刘芳与现任丈夫结婚有一年的时间，她的户口还留在娘家，刘芳的现任公婆看到谭兴盛后很是戒备，他们表示儿媳不在家，联系不上儿媳。
经过记者电话沟通后，刘芳终于同意见面，但前提是，要让她见到儿子。
看到三年未见的儿子，刘芳显得对儿子很是思念，她拿出为儿子买的衣服，以表达自己的母爱。
刘芳将记者叫到自己的画室，刘芳从小有一个画家梦，她说，在见不到儿子的日子里，她是通过画画来寄托对儿子的思念的。
对于谭兴盛的来意，刘芳直言，他是看到我家要征收，想打我家征收的主意。
而谭兴盛则表示，他只想给儿子上户口，因为按照规定，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有权利给孩子上户口。
看着谭兴盛手上的亲子鉴定，刘芳说道，户口上到我家是不可能的，我父母不会同意的。
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呢？谭兴盛问道。
对此，刘芳则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因为担心谭兴盛贪图自己家的征收款，刘芳一直不愿意给孩子上户口，即使看到谭兴盛手中的亲子鉴定，刘芳也坚称儿子就是谭兴盛的。
*后，经过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说，刘芳同意帮助儿子上户口，但儿子仍然由谭兴盛抚养，具体事宜，他们会在向当地派出所打听清楚后再做打算。
希望这一次刘芳不会食言，能尽到一位母亲应尽的责任。
情感分析：婚姻的基础是忠诚，为人父母*重要的是有责任心，在刘芳与谭兴盛的故事中，刘芳显然既缺乏对于婚姻的忠诚，又缺乏作为父母的责任心。
如果不是为给孩子上户口，谭兴盛无法揭开这个隐藏了十一年的秘密，他辛苦养育多年的儿子，竟不是自己亲生，这对一个父亲来说，是生命中难以承担之痛。
而在给儿子上户口的过程中，刘芳因为顾念利益得失，而不愿配合的行为，更是有愧于一名母亲的称号。
关于婚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婚姻是一套复杂的应用题，关于婚姻的内容，似乎讲多少都不嫌多。
婚姻是复杂的，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婚姻生活一定是幸福的，但忠诚和责任心却是幸福婚姻中的必备要素。
从刘芳与谭兴盛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一，对待婚姻要忠诚。
对待婚姻，夫妻之间有彼此忠诚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在婚前就能够向对方坦白过往的经历，那么在婚后的生活中，夫妻之间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猜疑与矛盾。
在刘芳与谭兴盛的故事中，假若刘芳在婚前就能够向谭兴盛坦白自己的过去，或许她就不会对谭兴盛与儿子造成伤害，也不会有当下的恩怨纠葛。
唯有对待婚姻忠诚的人，才会被婚姻与生活忠诚以待。
二，为人父母要有责任心
无论婚姻是幸福，还是失败，孩子总是无辜的，为人父母要有责任心。
为了给儿子上户口，能够让儿子顺利上学，谭兴盛四处奔波，他虽然不是谭亮的亲生父亲，但却尽自己的所能，给予了谭兴盛*好的父爱。
而刘芳虽然嘴上说深爱儿子，但她在得知儿子无法上户口的情况下，却顾虑重重，万般推诿，不愿让儿子落户到她家。刘芳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为人父母，有义务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健全的爱，唯有如此，他才不会在成长过程中感觉到有所缺失和自卑。
三，爱不能用利益来衡量。
关于爱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英国作家毛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爱情的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爱自己。
这句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在爱这件事上，如果因为考虑自身得失，而不愿意付出，那只能证明你的爱是有所保留的。
刘芳之所以不愿给儿子上户口，就是因为刘芳担心自己家被征收后，谭兴盛会觊觎自己家的拆迁款，出于对利益得失的考量，她不愿让儿子在自己家落户。
其实，对于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来说，孩子的未来，永远比眼前的利益重要，对孩子的爱，是不能用利益的得失来衡量的。
一旦在爱中涉及到利益的得失，这份爱便不再纯粹，希望刘芳*终能够想明白这点，主动帮助孩子落户，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健全的环境下成长。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在过去20年里，邓亚军借助DNA技术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进行亲子鉴定。
这当中，多数的鉴定结果可以顺利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但仍有小部分“排除结论”会让故事走向“很遗憾，孩子并非你亲生”的无奈结局。
对于邓亚军来说，一纸报告写明的只是一个准确率无限接近100%的结论，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亲子鉴定的结果可以影响和决定很多：一对夫妻的感情、一个家庭的未来，以及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
在所有邓亚军接手的委托中，有90%是男方主动提出的，当亲子鉴定报告*后显示“不支持xx为xx的生物学父亲”时，绝大多数男人会选择离婚、分手，一段感情从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来，许多媒体以“婚姻粉碎机”来形容邓亚军的工作，对此她很是反感：“我真的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问题？”
在她看来，自己只是那个揭开真相的人。
“被欺骗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邓亚军知道来电人是阿红，接起，果不其然。
过去几天，女人已给邓亚军打了几通电话，每一次都情绪激动，时常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红带着儿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阿红与情人的骨肉。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亚军并不吃惊，甚至见怪不怪。从业多年，她见过许多更离谱的事：
祖孙三代一同鉴定，*终发现孙子其实是爷爷与儿媳妇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亲，结果证实外孙竟是外公与自家闺女所生的孩子；
双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母亲两天内跟情人、丈夫分别同房，结果恰巧同时受孕……
“乱伦又颠覆”，尽管故事已足够让人“三观尽毁”，可讲述者邓亚军的语气始终平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真相”，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那一天邓亚军将结果告诉阿红后，女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她告诉邓亚军，自己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婚外情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发现怀孕时，她也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长相却越来越不像老公，阿红怕事情败露，便带着情人和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鉴定结果出来后，阿红不断拨打邓亚军的电话，声泪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假的报告，“钱不是问题”，只要能骗过丈夫，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没有犹豫，邓亚军一口回绝了阿红的请求。
一方面是技术原因：“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做假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源于邓亚军本人的想法——报告作假是严重违背行业职业道德的行为，“这绝对不可能”。
邓亚军（右）
邓亚军的倔强和坚持早有体现。
19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专业**名的成绩结束了在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本科学业，随后便在当地警局成为了一名法医。
邓亚军本科毕业照
在邓亚军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单位周围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见不到什么人，是常见的“抛尸现场”，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有农民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农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彼时邓亚军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法医，“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听见需要现场法医，她拎着工具箱就往案发现场跑”，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同事对邓亚军*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做法医时期的邓亚军（中间，白衣服）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存的时候。
作为一线警务人员，邓亚军经常需要面对大案、要案。抢劫杀人、虐杀碎尸，她看到过许多血腥凶残的现场，“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儿”，为了方便工作，她时常选择睡在单位。
当时警局还有一位男法医，**次在现场看见呈现“巨人观”的尸体就吐了一地，*后还是由邓亚军完成了解剖工作。
邓亚军成为法医时，中国刚开始尝试将DNA检测技术运用于刑事侦查活动，由于种种限制，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成熟。
1991年，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位农民报案，声称自己的妻儿已失踪多日。此后，公安**展开寻找、侦查，*终在某机井旁的水塘里打捞出了二人的尸体。
法医证实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凶嫌的DNA样本，但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该样本只能确定凶手是一个O型血的男人。
因为线索太少且证据链不够完整，该案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16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DNA数据库，当年的办案民警才在其中寻得线索、找到真凶，而彼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刚入行的邓亚军
同样的无奈也体现在邓亚军的工作里——
在DNA技术尚不成熟的当年，很多高度腐败的尸体很难判断具体身份，尸源无法确定，大量命案侦破工作走入“死胡同”，几乎年年都有无头公案。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邓亚军想了很久。
在一线当了3年法医后，邓亚军考取了母校西安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攻读法医学。
2000年夏天，邓亚军又在同学的建议下进入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尝试接触了DNA理论研究。
那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实际应用中，DNA技术都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舶来品”，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未来和走向，就连邓亚军自己在*初，也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课题活动”，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这之后2年，邓亚军获得了博士录取资格并辞去了法医的工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念完博士应该也不会回到那里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她决定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其实我是法医的叛徒。”
邓亚军做法医时期的现场图片
29岁那年，邓亚军瞒着所有人辞了职，交出警衔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邓治国——作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在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时，她**时间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我只和他说了一句话，‘邓治国不好意思，我现在是博士了’。”
邓亚军
邓亚军念博士的**年，国内非典疫情暴发。
在完成**批ELISA试剂盒（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医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别出“非典”病人）的研制工作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攻克病毒，“华大”准备培养更多的SARS病毒，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指令下达后，一位病毒专业的博士当天便提出了辞职，另一位数据专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别邮件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眼见着培养病毒一事无法推动，邓亚军和另一位同事主动站了出来。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灾区采集“非典”病人血样后，她们走进了实验室，而在此之前，二人对病毒学的了解，甚至都达不到“入门”级别，“没有任何想法，因为那种形势也顾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邓亚军（右）进实验室前
根据生物安全防护规定，培养“非典”病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实验室内完成，而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另一位同事，需要穿着三层防护服，在完全密封且负压的室内工作。
（国际上根据实验室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室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室为全球生物安全*高级别的实验室。）
在这之前，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工作的时长*多为8小时，而邓亚军与同事则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个小时”，“内分泌严重失调，满脸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个女同事进去，出来就没例假了”。
“可能学法医的都不怕死吧”，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讲起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她的语气里仍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可能也是无知者无畏”。
“非典”疫情过后，邓亚军正式踏入DNA亲子鉴定技术领域，谈起这项她极为向往与热爱的研究事业，她坦言DNA检测技术已经被误解很久了。
时至今日讲起DNA鉴定，外界的**反应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剧情”，加之各类影视作品不遗余力地渲染与描述，仿佛该项技术存在的意义，就只为了服务婚姻中的危险关系。
“其实不是的”，邓亚军从来不这样认为，“DNA*大的一个运用，是在大型灾难中识别遇难者身份，比如空难、地震、海啸等。”
成熟且专业的DNA检测技术不仅能推测出个体的性别、人种、肤色，甚至还能预测出瞳孔与头发的颜色，和部分相对显著的面部特征。
例如，2004年，国外某地发生了一系列杀人案件，现场目击证人声称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此后警方以此为方向展开侦查却始终无果，直到法医从现场提取的DNA断定嫌疑人理应是名黑人男子，案件才得以水落石出。
“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准确可靠的”，换言之：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DNA鉴定技术极有可能是亡灵“魂归故里”的唯一方式。
邓亚军参加节目（中间，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矩震级9.3的海底地震，进而引发了“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惨重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邓亚军在电视上看见“灾难已造成上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某国印度洋海啸前后卫星图对比
当天晚上，她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2天后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应：
海啸之后，泰国灾区留下了大量无法确认身份的遗体，而这其中大多数为前来度假的外国旅客，“那面（指泰国）的人说，非常需要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得到回复的当天下午6点，邓亚军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办理了护照与签证紧急飞往泰国，“回家就用了15分钟收拾行李，防护服、物证袋、采样工具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因为太着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发前，副所长对即将出发的5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种灾难现场可能会引发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不会死人，还可以回国治，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出发前就看见了“*坏的结果”。
邓亚军（右一）与同事前往泰国进行国际救援
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时，邓亚军刚刚32岁，而同她一起奔赴战场的伙伴，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出发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我还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就是没敢告诉妈妈，当时真的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12月31日，邓亚军一行人抵达泰国普吉岛，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们在受灾*严重的攀牙地区，看见了毕生难忘的画面：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在攀牙的两座寺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在其中一座寺庙的左侧，就是一排排简易的棺材，触目惊心。这是真正的现场，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惨不忍睹。”
印度洋海啸现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邓亚军一行人与国际DVI组织（多国救援人员组成的国际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展开了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过程中，邓亚军与同事首先要给每一具尸体编号、量尸长，之后再寻找与收集遇难者身上的项链、耳环、戒指、衣裤等遗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做，每次一靠近尸体就会反胃，只能一次次强行将不适感压下去”，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邓亚军形容当时的场景为：“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都闻到那股臭气。”
对于高度腐败的尸体，DNA检测几乎是对其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
在当时，泰国当地的所有实验室都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和技术，如此，大量遇难者的DNA由哪个**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这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纠结中，邓亚军做出了决定：
“我让同事翻译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能做，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邓亚军在救援现场拍摄的图片
这之后不久，邓亚军一行人带着首批遇难者DNA样本回到中国，而后便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她们借助技术帮助近2000位遇难者确认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据计算，邓亚军团队对于骨骼疑难样本的检测成功率为84.7%，而彼时国际平均水平也不过50%。
后来，那些DNA数据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特殊信物，当地DVI组织称：“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邓亚军参加央视《面对面》专访
完成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工作后，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观看样片时，她发现编导将那一期的节目取名为“代表中国”，“有些纠结和忐忑”的她找到节目组询问理由，编导说：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代表了中国。”
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里，她几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科研工作固然艰难辛苦，可终归有规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亲子鉴定领域之后，她时常感到“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那些躲在数据之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邓亚军接待的**桩亲子鉴定委托，来自一位怀孕2个月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结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仅发生了几次关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儿DNA样本极难提取，且存在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风险，所以邓亚军便建议女人再等等，可对方仍决定冒一次险。
此后邓亚军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也没能从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儿的DNA，鉴定无法正常进行。
这之后几天，女人再次找到邓亚军，并极为无奈地说，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终还是决定将孩子“拿掉了”。
她不确定自己此生是否还有成为母亲的机会，也不确定这段激情引发的婚外情日后会不会败露，但在那个当下，女人很是确信，她真的很想与丈夫共度余生。
时至今日，邓亚军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想她日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人，“所以说还能相信爱情吗？我其实更相信欲望”。
自2002年涉足亲子鉴定领域以来，邓亚军在鉴定所的接待室里，听过、见过几万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纠结、疑惑、背叛、后悔、仇恨、惊讶……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复杂的故事里，*终组合出一组组带有基因“记忆”的DN**段。
情绪可以隐藏，故事可以隐瞒，可DNA不会骗人，它就是个体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证明。
过去几年，邓亚军成立的鉴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万例亲子鉴定委托。在这当中，“排除”亲生父子（女）结论大约占据10%~20%，也就是说，在这一万人中，*多有2000个人在为“别人养孩子”。
邓亚军：2万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国刚刚将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时，邓亚军说出的“大约20%的排除率”曾让许多人瞠目结舌，有人借题发挥说她是利用个人隐私**，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机”。
争议*多的那些年，就连邓亚军身边的朋友都会半开玩笑地问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刚入行时她也曾为此纠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邓亚军自己就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医院搞错了”。为此，她也曾替儿子和老公做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兄弟二人是异卵双胞胎，也的的确确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问题不是因为亲子鉴定产生的，问题本身就存在。
在所有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他们一定是这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母亲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邓亚军曾接触过一位父亲，因为儿子长相过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没有半点相似，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都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为此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邓亚军告知其亲子鉴定显示二人系亲生父子时，男人喜极而泣，“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了”。
“人到中年，你别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确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邓亚军：“我只相信鉴定结果”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亲子鉴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轨的检测工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邓亚军曾在一对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个被引产的7个月大的死胎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儿媳与情人的骨肉。
拿到结果时，老夫妻在鉴定所内对儿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是在此时邓亚军才得知，自成婚以来儿媳长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压与言语侮辱，婆婆*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生孩子，那结婚干什么？”
可怜又可悲。
亲子鉴定可以判断血亲，却不能断定人性，“DNA技术的发明是为了判断强奸犯或者致孕者是谁”，它从来不是审判女人的工具，它是为“真相”服务的技术——
之前邓亚军就曾为一名因公殉职的工人进行“遗腹子”鉴定，*终成功帮其遗孀争取到赔偿。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近些年选择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正在逐渐增多，于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危机”的讨论也由此衍生，对此邓亚军始终持中立态度。
多年来，她见过，在发现养了16年的孩子并非亲生后，仍选择继续亲情的父亲；也见过明明孩子是亲生，却依旧拒绝支付抚养费的父亲；还有女人为办理领养手续，兴冲冲地抱着“老公捡来的孩子”鉴定，结果却发现孩子其实是丈夫的亲生孩子……
有亲情不一定是亲生，是亲生不一定存在亲情。
所以“亲子鉴定”真的和“道德危机”相关吗？任何人都给不出标准答案。
“作为一名鉴定人员，我不是伦理学家，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伦理问题，那需要人们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现如今，邓亚军与同行们也将目光放到了“打拐寻亲”的公益事业上。
几年前一位寻子18年的父亲，拿着一份DNA样本找到了她，无比激动地说自己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孩子，请她进行一次亲子鉴定。
在后续的谈话中，那位父亲告诉邓亚军，自己的儿子是在医院离奇失踪的，孩子丢失后，他的老婆因为过分自责，已经精神失常了，如今终于看见希望了。
DNA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那位父亲便每日都到鉴定所从白天等到夜里。几天后结果出来了，两组样本不存在血亲关系——他找错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涣散了，整个人瞬间就颓了”。即使过去了很多年，邓亚军仍记得那位父亲在得知结果后失望的样子，“他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就继续再找呗’。”
类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邓亚军已习以为常。这些年，她也会想起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但想过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
邓亚军始终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邓亚军受当地公安**委托，替小禾和在狱中的父亲做亲子鉴定。
小禾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母亲便“和别人跑了”，小禾一直与父亲、叔伯生活，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多年来连户口都没上。
孩子一天天长大，村里关于小禾的风言风语也逐渐增多，因不满儿子被说“没娘养”，父亲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终一个重伤，一个入狱。
眼见到了小禾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在狱中请求进行一次亲子鉴定，“至少先把户口上了，这样才能让孩子入学”。
考虑到小禾一家的困难，邓亚军只收取了一半的鉴定费用，之后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小禾和小禾父亲的DNA数据并不匹配，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关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邓亚军说，那是她生平**次，极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错的。
*文中阿红、小禾皆为化名
部分参考资料：
1、《冷暖人生》DNA亲子鉴定师的故事
2、《闪光少女斯斯》邓亚军专访（上、中、下）
3、《大王小王》邓亚军专访
4、《生活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4、《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5、邓亚军自传《亲子鉴定秘档》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节目截图、网络等
版权保护:本文由武汉干细胞储存机构原创:http://img.whnhnc.com:999/dna/79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