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哪里可以做亲子鉴定
关于乌鲁木齐有哪些正规的可以做亲子鉴定的地方，您可以在当地进行查询，一般来讲，正规的亲子鉴定机构有这些特点：
首先，要有资质。是省司法厅认可和颁发的资质，也就是说委托人可以去省司法厅机构查询该鉴定机构有没有在司法部门备案，如果能查询到有这家鉴定机构，那么该鉴定机构肯定就会持有省司法厅颁发的许可证。委托人上门做亲子鉴定时就可以查看该机构有没有司法厅办法的许可证，如果没有，那么该机构就是不合法的鉴定机构。
其次，要有独立的实验室。一家正规的司法鉴定机构想要得到省司法厅认可和审批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比如必须要具备独立的实验室，鉴定设备必须是国内外高端先进的设备，确保鉴定结果准确可靠。有了独立的实验室，还需经过省司法厅的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颁发资质。
然后，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员。一家合法的司法鉴定所，必须要具备有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人员。如果一家鉴定机构连司法鉴定人员的资格都不具备，这样的鉴定机构如何办理司法鉴定呢?
*后，从收费这个角度去判断。一家正规的司法鉴定机构收费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因为鉴定费用多少是根据省司法厅相关明文规定来决定的，并非鉴定机构自己设定的。
如果您是要做产前亲子鉴定的话，产前亲子鉴定中*好的选择是无创胎儿亲子鉴定，可以在孕期5周到产前安全无创的完成。DNA亲子鉴定中心的无创胎儿亲子鉴定安全无创，且简单易行，能够百分百保证胎儿和孕妇的安全，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非常适合产产前亲子鉴定。
乌鲁木齐dna亲子鉴定费用是多少？
亲子鉴定有三种，收费也不一样，下面是费用明细和机构。
个人亲子鉴定：2600-3000元。
司法亲子鉴定：2600-3000元。
无创亲子鉴定：5000-5500元。
1、乌鲁木齐DNA亲子鉴定中心
TEL：400-915-523818718918117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德胜路369号
2、新疆新美司法鉴定所
TEL：4000029790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医路353号
3、新疆白云司法鉴定所
TEL:4009951586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天津南路96号
4、新疆林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
TEL:4009152708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河滩南路60号
5、新疆光明司法鉴定所
TEL:4000086319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黄河路193号
6、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
TEL:4009153258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74号
7、新疆金正司法鉴定所
TEL：4008519556
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8号
8、新疆恒医司法鉴定中心
TEL：4009616078
机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钱塘江路232号
9、新疆宏大司法鉴定所
TEL：4009155135
机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路145号
10新疆美好双语司法鉴定所
TEL：4008599976
机构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3号
亲子鉴定的号码
是可以的，只不过再做鉴定的时候比对的数据会增多，但是结果是完全相同的，你要是实在想做的话可以咨询
白求恩遗传医学中心，国内权威的亲子鉴定机构。
亲子鉴定咨询电话：0351-5645631
鉴定中心的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与双塔西街交叉口
请采纳。
亲子鉴定中心号码是多少
鉴定中心电话：400-087-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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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户口亲子鉴定需要哪些材料？
在亲子鉴定：登记所需的材料能够证明被鉴定人身份的证明，如身份证、户口本、军人身份证明、出生证明等。没有上述证件的，乡级以上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派出所需要办理身份证明。
乌鲁木齐亲子鉴定上户口流程：
亲子鉴定**类和第三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子女、城乡特困供养对象子女、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子女)。
1)未落户者的监护人(父母)将向辖区派出所出具《“三类”困难家庭人员身份识别证明》。
2)未落户者父母将携带身份证、户口簿、《“三类”困难家庭人员身份识别证明》，带领未落户者到公安局刑侦大队法医室采血。
第二，亲子鉴定总参谋部
未落户人员的父母将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带领未落户人员到乌鲁木齐个人亲子鉴定所进行采供血。
剪的指甲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指甲是亲子鉴定的特殊样品，被收集并送到亲子鉴定中心。如果能够提取到足够的DNA信息，就可以在亲子鉴定，使用，鉴定结果的准确率为99.9999%。指甲只适用于个人隐私亲子鉴定，不适用于司法户口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样本分为常规样本和特殊样本。常规样本指血液、血痕、口腔拭子、毛发等。特殊样本是指牙刷、烟头、指甲、嚼过的口香糖、精液、精斑等。指甲是亲子鉴定，的一种特殊样品，通常用作个人身份识别收集的样品。
乌鲁木齐个人亲子鉴定特殊样本一般能够保存多久？
如果是亲子鉴定，个人采集的特殊样本，一般*好尽快送去检验，并保证在一周内送到乌鲁木齐个人亲子鉴定所法医证据司法鉴定所。除了特殊样本，亲子鉴定的常规样本也有同样的要求，可以尽量污染假名样本。
在亲子鉴定，有很多可以采集的样本，只要有细胞核的细胞可以做DNA亲子鉴定DNA亲子鉴定样本可以分为常规样本和特殊样本。常规样本指的是血痕、口腔拭子、毛发和烟头。特殊样本指牙刷、指甲、嚼过的口香糖、精液、精液斑、骨骼等。但建议你尽量采集常规样本，因为采集检测容易，而且富含DNA，不易污染，避免补样。
在亲子鉴定有很多种样品可供选择，*常见的是血痕。你只需要用采血针刺破指尖，把血滴在干净的医用纱布上。也可以选择口腔拭子样本，用医用棉签在口腔内壁擦拭15次左右，收集3片。当然，为了不被发现，头发、烟头、嚼过的口香糖、指甲是*重要的选择。
作为旅游住宿业中的一支新兴力量，民宿不仅为广大游客提供了“诗意栖居”的消费空间，还通过对乡村基础设施的带动，重塑了乡村肌理。
途家平台的数据显示，2021年途家平台上乡村民宿订单量，同比2020年增长了三成，为“乡村房东”创收逾20亿元。同时，广东的乡村民宿订单数增长50%，营收增长20%。
民宿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新抓手。然而，乡村民宿依然存在客流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何做大“美丽经济”，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破局出圈？
乡村民宿是疫情后增速*快的市场
钢琴、吉他、尤克里里、架子鼓……乐野民宿位于距离乌鲁木齐市中心50公里左右的板房沟镇七工村，属于南山风景区。一到周末，学打击乐出身的民宿主周成就会请上当地的乐手，在民宿里办民谣音乐会，深受客人们欢迎。
“疫情以来，周边游替代了长途旅游，这两年民宿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周成介绍，如今，在七工村，已经有近80家民宿扎堆。而在南山景区，有220多家民宿在运营。
来自国内*大的民宿平台——途家民宿的数据，也印证了乡村民宿的火爆。2021年，途家平台上乡村民宿订单量，同比2020年增长了三成，为“乡村房东”创收逾20亿元。
途家民宿副总裁胡阳介绍，目前，途家平台上已经有200多万家民宿房源在运营，全国民宿已经超过350万家。其中，乡村民宿是疫情后增速*快的一个市场。
33岁的周成经营民宿已经超过10年。从丽江转战乌鲁木齐，他见证了国内民宿的发展。“2010年在丽江，我们的民宿一年营业额也才20来万元，连现在乌鲁木齐民宿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周成说，原来小众的民宿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市场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一旦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回头客”就特别多。
民宿对乡村经济的带动不止于住宿，还带动了餐饮和当地就业。
民宿促进乡村战略建设
途家民宿数据还显示，2021年，广东的乡村民宿订单数增长50%，营收增长20%，广州是订单量排名**的城市。
在广州周边位于从化区温泉镇平岗村芦荻角的荔枝树林旁，有一家名叫玉溪·古荔园的民宿，占地3000平方米，民风淳朴、古韵犹存。
民宿距离高速公路入口仅有10分钟的路程，其主要经营者莫晓艳在2015年开始对乡村老宅进行改造，历时4年改造，老宅焕发新生开门纳客。古荔园的名号是得名于园区内的两棵百年荔枝树，其形挺拔而繁茂，犹如玉溪版“迎客松”。
玉溪·古荔园现共有16间房间，主打野奢亲子体验。每一间房屋都是莫晓艳精心设计、亲自督建，并大量采用原木和岭南非遗元素，力求*大限度保留自然和人文风貌的同时兼具安全、舒适和温馨的现代化设施。
玉溪·古荔园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农产品销售，“民宿的管家都是当地村民，包括做房务的、做卫生的，以及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莫晓艳介绍，“村民们很乐意来古荔园上班，主要是因为距离近，几分钟的通勤时间让村民在上班的同时很好地兼顾家里。”
玉溪·古荔园周围有大片的农田，蔬菜瓜果种类数不胜数。除了6月的荔枝，还有7月的黄皮、龙眼，以及四季常在的火龙果，菜心、花生、荷兰豆、番茄、番薯……为增加客人多一分的乡野体验，同时也为农户增加销售渠道，莫晓艳主动寻找合适的菜地和果园，无偿介绍游客进行采摘和购买。
“很多农户都不善于交流，就需要我主动上门，让他知道有这个渠道。”莫晓艳谈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希望以点带面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
专家建议
乡村民宿要与本地文化协调一致
胡阳认为，长远来看民宿是一个前景非常看好的赛道。横向来看，中国民宿在住宿市场里的份额，远比欧美**少，成长空间比酒店大；从纵向来看，国内消费者对这种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出行方式越来越偏好，疫情也进一步培育了大众民宿消费的习惯。
不同于**代“农家乐”，现在的乡村民宿主提供了硬件条件更好、软件服务更具特色的一批品质民宿。
途家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的乡村民宿订单数增长50%，营收增长20%。订单量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惠州、佛山、珠海、东莞、汕头、清远、湛江、肇庆。
“广东的民宿发展这几年比较迅猛，政府也比较支持，但是存在着很多民宿效益不佳的情况，连锁化、品牌化还做得不够，相关政策有些还处于灰色地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旅游规划专家陈南江表示，“民宿要能真正促进乡村振兴，首先自身要能保持盈利，这样才能持续经营，持续地给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做出贡献。其次，从规划设计的角度，民宿的建筑风格和高度还是提倡与所在乡村的文化协调一致，不要片面追求标新立异，导致整个村庄的协调性受损。”（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来源： 羊城晚报
2000多名“问题学生”
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机。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自从儿子不爱学习后，“看他哪儿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儿子的学习，儿子出生不久，她与丈夫离婚，每月工资600多元，给儿子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近3000元。
后来，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样，“文化水平低、没法沟通”。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但儿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效果。
“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不学习无法谋生”，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心理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询一次1000元，感觉太贵，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陈艳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力读书，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年没跟男生说过话，后来，也不跟女生说话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她一路苦读，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毕业，婆婆是苏大毕业，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女儿成绩不错，还当上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叫，被老师撤了职。后来，学生投票选小组长，她再次落选。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妈说，自己像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
休学后，女儿整日玩手机，晚睡晚起。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训练时状态还好，回家后又“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有的患有抑郁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完全愈合，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精神病院”出来，看起来情绪低落。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学校称，自2010年建校来，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水深达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赡养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重“爱笑、会玩”，培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对他们而言，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一位教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不考试，只在期中、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新教师入职前，学校给他们培训，强调不能打学生、公开批评学生、用言语侮辱学生。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就让学生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处理学生矛盾，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学生拉开，平复学生情绪；假如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在他身边，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教师处理问题时自己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在学校待下去。
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救援，做他们的“驾驶员”，让他们自学心理知识，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还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外出过程中，没有一名学生逃跑。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为他服务、贡献，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错了要纠正。”詹大年常对教师们说，“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间。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刚来学校时，他才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服管教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学生不想留校，跟他动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学生。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捣乱，有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向国跃发现，向国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学生不肯。向国跃很生气，让他趴在操场上，用腰带打他，作为惩罚。刚打下去，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师过来才停止。
后来，男生约向国跃单挑，两次都被向国跃打倒。但男孩仍然捣乱，向国跃跟学校申请，把男生调到其他班，没成功。有一天，向国跃决定“放下姿态”，找男孩聊聊，他问男生，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男生说，你太严了，不爱笑，总板着一张脸。
那之后，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通过打骂的方式），学生当面怕你，但内心抗拒你。”他转变方法，讲笑话哄他们开心，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们洗澡。向国跃发现，这些微小的举动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应该**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记者观察到，有个胖胖的女孩，刚来时不想留校，抓父亲的衣角，用手推母亲，哭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按到椅子上，让她平复情绪。但松开手后，女生仍然哭闹。随后，老师安排两名“帅气的男生”来陪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生情绪平复下来。老师解释，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多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时候，学校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学生来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水，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李康形容，那个过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这种过程多次反复后，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当环境变得轻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围着利益转，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用利益解释，比如，学校里，有的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零食。再比如，为了送他来读书，母亲四处跟人借钱，而她本可以选择更加经济的方式——放弃他。今年8月，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势”。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3年，他跑过几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不过，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所改变。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就走了。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仍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无力”的学生。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乱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搞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师找家长聊，发现家长穿着体面、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无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镇西认为，所谓“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标准模糊，甚至有些主观色彩。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学生离校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数据。”
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职业中学任教，做过几年记者，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是不被接受的，老师可能体罚，不能体罚就鄙视，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还比较弱。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理科教师、英语教师，詹大年解释，这样设置后，教师人数减少，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尤其是文化课教师，很多是新教师，来校一两年，*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师说，自己很矛盾，因为学生基础差，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她想学习，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李康说。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要回到原来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家长们依然焦虑。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爱月说，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说听不懂。她给儿子买网课，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后，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我急死了，连个成绩都没有，中专都没法上。”她说服儿子去考试，*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
对孩子的未来，王爱月感到迷茫，“他不读书，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终，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她说，在老家，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其实家长也是无力，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校，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终问题总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面对父母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成绩，“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没有喜欢的，轻松就是*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隐患。”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据媒体报道，2009年，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苦衷。他提到，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发现孩子有网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问题后，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财良机。近年来，一些以拯救、矫正为名的训练营、学校相当红火。”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监管，矫正类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问题学生”，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成为孩子们心里的那块糖
熊丙奇认为，解决根本问题，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理念不重构，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当前*大的问题。”
在昆明的教育研讨会上，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丑小鸭中学的这些“问题学生”，为什么被原来的学校抛弃了？
“我很惭愧，丑小鸭中学收留的是我们放弃、虐待过的丑小鸭。”谈到这个问题，成都武侯实验中学蒋长玲老师说，她也曾放弃过“问题孩子”，是她**届教的一个男孩。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爸爸常打他。在学校，他不写作业、偷东西、打架，蒋长玲从内心里“盼着他早点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后来离家出走。
后来，蒋长玲得知，这个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狱后又染上毒品。多年后，想起这个学生，她后悔自己没用更多办法帮助他。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蒋长岭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说，为了供养三个女儿，父母很辛苦，爸爸总是喝酒发泄情绪，妈妈则经常打骂孩子，她是老大，挨打*多。
从小，她很少体会到父母亲情，只记得生活的辛苦，八九岁那年，她得了皮肤病，“脖子、手、脸都脱了皮”，还要去地里劳作，汗水流淌进皮肤里，“苦得没地方倾诉。”
有段时间，她想过死，准备好农药，把自己反锁在家，开始给家人写遗嘱。先是爸爸，然后是妈妈，写到奶奶时，她写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时给她煮鸡蛋、烤红薯，把一碗稠米粥留给她喝，给她夏夜扇风、冬天暖脚，吃水果糖。
“我觉得我不能死，死了*伤心的是我奶奶。”蒋长玲放弃了自杀。她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奶奶陪伴她长到19岁，奶奶是她心中“*后一颗糖”。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老师们，“人活在关系中，坏的关系危害生命。”
后来她遇到过不少问题孩子。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碍的学生，得知他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蒋长玲也跟着读。有一次，学生在食堂发脾气，她先抱了抱他，拿面包、牛奶给他吃，告诉他，等他什么时候愿意说话，就来找她。
后来，这名学生考入一所当地很好的高中，但读了两个星期，就不想读了，家长找蒋长玲劝，蒋长玲了解后得知，他想休学是因为在新学校没有朋友，也没有可信任的老师，她又帮助学生转到一所有朋友的学校。
蒋长玲说，面对这些问题孩子，她能做的是温柔对待他们，“成为他们心中的那颗糖。”
“教育首要培养的是人，其次是人才。”李镇西认为，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他以陶行知的名言“皮鞭下有瓦特”举例，“这个孩子以后不是瓦特就应该给他皮鞭吗？瓦特可能会有出息，但假如他是个普通的劳动者，能自食其力，这叫不叫有出息？”
他在书里讲过一个“普通学生”的故事。那是他带的**届学生，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表现一般，以至于站在一群学生中，“自然就融化到集体中了”。
多年后，李镇西与这个学生重逢，得知他后来高考落榜，在一所技工学校读驾驶专业，经历了分配、下岗、创业，*终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学生对李镇西说，因为开车，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犯人、后来被枪毙的贪官，“见过很多阴暗面”。
“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本来是很容易堕落的。但没沾染社会上的邪恶风气，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像老师说的，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他对李镇西说。
后来，李镇西专门去坐了他的公交车，两人聊了一路。学生说起他*倒霉的事，是被一个醉酒的乘客殴打，导致眼角缝了7针，*开心的时刻是有乘客夸他开得好、态度好，坐过站后，宁可等半个小时也要坐他的车返回。学生还说，“李老师，我没有出息，但乘客很喜欢我。”李镇西告诉他，“这就是出息。”很多家长不能接受这种“出息”。
王爱月认为，自己受周围人的评价影响，把分数看得过重。“社会上看人的标准都是分数，比如亲戚朋友聚会，都是问孩子考多少分，没有人说孩子在家里干家务，大家去表扬孩子，对吧？”
儿子厌学后，李康的妈妈开始学习“父母成长课程”，以前，儿子学习成绩下降，她会抱怨儿子不争气，说“不是为了你，我的生活会好一点”。如今，她反思，对儿子发泄情绪是因为自己“内动力不足”，要从自身找原因。
陈艳也开始反思自己。她回想自己成长经历：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学习牺牲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女儿也可以做到。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她让孩子四年级学习新概念英语，给孩子报舞蹈、画画等各种兴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关注孩子学习，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我活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陈艳说，她意识到“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再让女儿像自己以前一样，为了读书牺牲人际交往。
有时候，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上一所一般的学校，找一个一般的工作，成为一个普通人”，陈艳又陷入焦虑中。但她又告诉自己这么想不对，“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总有一套很强的世俗标准，关注他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找到对象，而忽略了一个人的基础品质，去关注他是不是善良、开心，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必须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甚至是无能的。”詹大年说，当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信条是“保护生命”，“让他们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的。以后会有路的，说不定这条路是他自己悟出来的，说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种帮助。要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他说，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一条任何时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记者 尹海月）
（文中王爱月、陈阳、陈艳、李康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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