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可以强制进行吗
法律分析:亲子鉴定不可以强制进行,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千零七十三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亲子鉴定可以强制进行吗
法律分析:亲子鉴定不可以强制进行,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千零七十三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离婚诉讼中可以强制做亲子鉴定吗?
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能否强制申请做亲子鉴定?能否强制申请做亲子鉴定?
要确定子女是否亲生,亲子鉴定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我国在亲子关系鉴定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目前,*高人民法院只允许各级人民法院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做亲子关系鉴定。至于如何启动亲子鉴定程序,目前也无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夫妻双方都同意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应予准许,在夫妻双方提出书面申请后,由人民法院委托有关亲子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作出书面结论并在鉴定书上盖章。若有一方不同意,或子女较大,法院则从严掌握,即一方拒绝做的,法院不应采取强制措施。
亲子鉴定要合法监护人同意才能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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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起诉讼,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亲子鉴定,但小孩若未成年,且监护人为D,而非C,则D应该有权利拒绝进行亲子鉴定
怀疑老婆和别人生了孩子起诉后法院能查到孩子的出生证明吗
如果孩子的父亲欺骗你 与你以夫妻名义同居,你可以起诉要求追究他的重婚罪。
你还可以要求他向你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当然,由于是未婚生子,需要证明孩子和这个男人的父子关系。你只需要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他有义务配合你进行亲子鉴定,如果不鉴定将认定孩子为其所生。
至于你结婚,对你与孩子父亲的诉讼没有影响。
网友:可以强制做亲子鉴定吗
中国正大力度纠正不合时宜的生育政策,*新动作指向“强制亲子鉴定”。这个查处“超生”的技术手段,曾被写入多地计生条例,亦被地方志、行政处罚文件及裁判文书所记载。在*新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认定这一做法违反宪法法律。
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作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时提出: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有关行政部门为调查计划生育违法事实,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亲子鉴定;对拒不配合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公民对上述规定提出审查建议。
“我们审查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性亲子鉴定的内容,也不应对此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处分、处理措施。经沟通,制定**已对相关规定作出修改。”沈春耀说。
南都记者了解到,这是备案审查制度实行以来又一涉宪性审查事例。这项工作由一封公民来信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收到来信启动备案审查后,在得出的审查研究结果中援引数个宪法条文,认定强制亲子鉴定查超生“不符合宪法法律有关原则精神”。
这也意味着围绕强制亲子鉴定调查超生的一系列争议与呼声,在法律意义上彻底走入历史。
“这是对宪法价值非常重要的判断,即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阻止对公民采取这样的措施。强制亲子鉴定调查超生既不能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中,也不能体现在其他法律形式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
出生不久的婴儿。随着生育政策转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一批过时的计生法规相继被清理废除。新华社资料图
强制亲子鉴定调查超生被质疑
这一备案审查事件,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今年6月收到的一封信件。来信者提出,建议审查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两条规定(下文涉及各省份相关规定,统称计生条例)。
据了解,当地计生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涉嫌违法生育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必要时,市或者区县(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技术鉴定以查清事实,当事人应当配合。技术鉴定结果证明当事人违法生育的,技术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技术鉴定结果证明当事人未违法生育的,技术鉴定费用以及当事人由此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由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承担。
条例还规定:当事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拒绝接受技术鉴定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来信人认为,这一做法没有上位法支撑,且变向突破上位法限制,极易引起社会混乱,有失行政**公信力,与**大政方针社情民意不相宜,应予以纠正,申请对此进行合法性审查。
备案审查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性制度,被视作公民权利救济的“*后一道屏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开展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
随着生育政策转向,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对地方生育政策开展过备案审查,清理了一系列针对超生的严厉处罚处分处理措施。
例如,2019年备案审查报告提到的“超生即辞退”规定。2017年,多名大学教授以联名信的形式就此提出审查建议,经过审查研究与沟通督促,各地计生条例相继删除这一规定。
如今,公民将审查建议再次寄到全国人大,对争议颇高的强制亲子鉴定措施,***高**权力**如何回应?
从滴血认亲到查处超生
亲子鉴定历史颇长,除了古代充满玄学色彩的滴血认亲,科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了基于DNA测试的亲子鉴定手段。据司法鉴定机构介绍,中国*初引入DNA鉴定技术用于刑侦工作,80年代末期才逐渐推广到亲子鉴定领域。
无须赘言亲子鉴定在传统生活中的作用,时至今日,这依旧是解决婚姻财产问题的手段之一。不过,因其存在较强的伦理矛盾,且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民事诉讼对使用亲子鉴定设立了较为严格的标准,一般遵循自愿、必要原则。即使在刑侦领域,DNA检测通常也不会涉及对嫌疑人亲属的亲子鉴定。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亲子鉴定一度被多地引入查处“超生”,2000年后的多份县志对此略有记录。
云南省的一份县志在介绍“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部职工”时提及:查处工作严格规定,在查处中,凡是涉案人有争议,本人拒不认账,久拖不决的超生案件,一律通过作亲子鉴定的科学手段来检测;凡被通知作亲子鉴定的超生夫妇,不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办理亲子鉴定有关手续,拒绝作亲子鉴定的,按超生论处,并从通知之日起,停发该夫妇的工资。
这种做法得到技术部门支持。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2005年发表的论文《亲子鉴定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应用分析》,详细介绍技术方法及其效力后称,“该项技术无疑将对计划生育工作中遇到的某些问题起到排忧解难的作用,这将更加有利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21世纪初,多地陆续将亲子鉴定写入地方计生条例,升格为查处超生的“法定手段”。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到2009年,广西、重庆、湖南、湖北、贵州等省份相继在计生条例中写入此类的条款。其中,贵州和重庆还规定了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后的处罚措施。
另有一些地区通过计生条例的配套文件规定亲子鉴定。如,江西在2009年发布的《江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写有,“对实名举报或匿名举报计划外生育线索清晰的,必要时,可进行检查和组织鉴定,包括亲子鉴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应及时修改、清理”
随着生育政策逐渐转向,“查超生”成为历史。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一批过时的计生法规相继被清理废除。2020到2021年间,多个省份在修订计生条例时删除了强制亲子鉴定条款。
但在这*后时刻,依然有地方据此开出罚单。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有地方曾依据“涉嫌违法生育且拒绝技术鉴定”,罚款当事人25000元。
随着公民将审查建议寄到全国人大,有关亲子鉴定不可回避的法理问题浮出水面。
南都记者了解到,对地方计生条例中写入的“亲子鉴定”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当地计生条例有关规定属于针对违法生育行为的行政调查措施及相应处罚,根据党中央优化计划生育政策决定和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应予以清理、修改。
从另一个角度,“拒绝强制亲子鉴定”后的处罚措施,在行政处罚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上位法中也找不到相关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进行调查取证,主体是行政**,行政**的调查和收集证据,主要包括对书证、物证以及物品进行鉴定,对物证或者场所的勘验,对现场的检查,对违禁品的收缴,对物证的抽样取证以及对证据的登记保存措施等,不包括要求当事人自行鉴定自己与亲人的血缘关系,附加当事人进行亲子鉴定等影响家庭婚姻基本社会关系的强制义务。
“强制亲子鉴定从管理目的上,是能实现管理目标的方法,但是行政不能光追求合目的性而不讲合法性,否则就是不择手段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强调,“法律是底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也向南都记者谈到,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设定权有明确规定,地方不能超出范围设定。
审查意见认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有关法律并未对强制亲子鉴定作出规定,更未规定不配合亲子鉴定的违法行为。
“要处罚一个行为,前提是这个行为是违法的。”王锡锌解释,按行政处罚法,上位法规定了违法行为但未规定罚则时,下位法可以规定一定程度的处罚;若上位法没有规定应收处罚的违法行为,则下位法根本不能设定处罚。
“因为上位法不认为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何来处罚?”他说。
侵害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备案审查除明确当地需要清理该做法外,还在备案审查研究意见中罕见地援引多个宪法条文,明确“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亲子鉴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审查研究意见中指出:亲子鉴定的作用是确定父母子女等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稳定,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如非公民主动申请,或者法律强制性规定,公权力不应强制要求公民进行亲子鉴定,进而干预亲子关系。
审查研究认为,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的保护。在没有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轻易设定强制亲子鉴定的行政调查措施,不符合宪法法律有关原则精神。
王锡锌分析,强制亲子鉴定是地方立法赋予行政**的一种强制措施。该种强制措施首先涉及到宪法上的公民人身自由。进一步看,该种强制性措施还涉及到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在当事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制对其进行亲子鉴定,既涉及人身上的强制,也有精神上的强制,不仅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也侵害了公民人格尊严。
“这些宪法条款保护的是私人领域,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有关,属于非常核心的私人自由空间,宪法对这个空间保护强度是非常高的,**公权力对任何私人空间的介入,需要非常高强度的正当性论证。”在张翔看来,因涉及伦理、隐私等问题,公权力对亲子鉴定的干预非常难以成立。
“若强制亲子鉴定,等于要公布他人的私生活。”王锴也从这一问题中的“公私之分”作出剖析。
谈及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王锡锌分析,人格尊严是概括性的宪法权利,也包括具体的权益,例如隐私和安宁等。通常,做亲子鉴定应该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比如,为了解决民事纠纷中亲属关系、财产关系的争议,当事人可通过此种途径获得证据。当事人有需要时,可以自愿鉴定,但司法**一般不应违背当事人意愿强制性取证。
他还强调,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比对一般自然人的保护更为严格,这体现了宪法保护儿童的精神。但为了取证成年人超生而采取强制亲子鉴定的措施,势必会侵害到未成年人受法律特别保护的权益。
强制亲子鉴定未来不可出现于地方性法规
南都记者了解到,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沟通,此次备案审查涉及的制定**已对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在张翔观察中,此次备案审查用时较短,各方反应迅速,过程也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另据南都记者统计,目前广西、云南等省份现行计生条例中尚存强制亲子鉴定的相关规定,其中,云南已在今年9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该条文。
“备案审查工作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审查结果会通过内部途径发布,若有地方不修改也可能被提出备案审查,”张翔认为,各地“肯定正在修改”。
在王锡锌看来,这次审查结论认定强制亲子鉴定“不符合宪法法律有关原则精神”,是实质性判断。也就是说,此类强制措施“都不符合”宪法精神。“这是对宪法价值非常重要的判断,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阻止对公民采取这样的措施,”他说,强制亲子鉴定既不能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中,也不能体现在其他法律形式中。
南都还关注到,自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回应合宪性审查申请、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以来,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的“显示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挺明显的,”张翔认为,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审查正在变得“明显化”,审查意见明确援引宪法条文,大幅提升了宪法教育意义。
“从这次的备案审查报告和备案审查研究意见可以看到,审查结论已经有了很强的说理,起到了示范性作用。”王锡锌肯定了这样的做法,“这表明备案审查制度越来越理性化、法治化,备案审查质量在不断提高。说理不仅仅解决个案的问题,还能够发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的落地的作用。未来可期。”
谈及此,张翔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机制,定期公布备案审查的具体素材,如具体工作程序过程、援引哪些条文、论证说理过程等。“这一方面是工作的展现,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也有很好的宪法和法治宣传意义,也为学术研究提供素材,让宪法学研究更接地气,更针对现实争议问题,为法治建设直接施加推动力。”他说。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刘嫚 蒋小天 郭若梅 发自北京
编辑:程姝雯
01可以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主体有哪些?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类似域外法中的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包括自愿认领、强制认领(父的搜索)。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可以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主体有父亲、母亲、成年子女。实践中主要有以下情形:
①父亲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主要是生父自愿认可亲子关系的情形;
②母亲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主要是生父不愿意认可亲子关系的情形;
③父母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主要是子女被错抱、被福利机构领养、和父母离散等情形;
④成年子女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包括请求确认与生父母亲子关系,弃婴或父母离散子女等情形。
相关法条:
《民法典》第1073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02可以请求否认亲子关系的主体有哪些?请求否认亲子关系,类似域外法中的婚生子女否认制度,是对婚生子女推定的限制。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可以请求否认亲子关系的主体为父亲、母亲。为防止子女通过亲子关系否认诉讼逃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立法未赋予成年子女否定权。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7页第1版)第223页:
关于可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主体范围,本条立法过程中争议很大,*终本条规定将原告范围限定为父亲和母亲,将成年子女和其他主体都排除在外,可如此理解:
**,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应以真实的血缘关系为基础,故应允许法律意义上的父或母提起诉讼,确认子女的生父和生母。
第二,应兼顾亲子关系的安定性,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亲情和亲子关系的社会事实情况下,从保护儿童*大利益原则出发,应限制当事人以外的人否认亲子关系,故不允许子女法律意义上的父或母之外的第三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第三,父母抚养子女成年后,子女应当负有赡养义务,为防止出现成年子女否认亲子关系后不再对原法律意义上的父母承担赡养义务的情形,成年子女不可作为原告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
03如何理解“有正当理由”?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诉讼的条件为,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
否认之诉中的“正当理由”包括:①夫妻在妻受胎期间没有同居的事实(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除外);②父有生理缺陷或没有生育能力,包括时间不能、空间不能、生理不能等;③子女和其他人存在血缘关系。
04一方当事人申请亲子鉴定,另一方不配合的,如何处理?亲子鉴定在采集检材时需要当事人的配合,不宜强制当事人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应结合现有证据作出判断。如果原告已经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原告作出有利推定。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父或者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05亲子关系被否认后,受欺诈人能否请求返还抚养费?①受欺诈人可以主张返还抚养费及精神损害赔偿;
②受欺诈人作为原告,应当对抚养费用给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③受欺诈人仅能起诉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女方、与女方通谋欺诈的子女生父),不能起诉子女。
相关链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7页第1版)第225-226页:
我们认为,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因受欺诈人原并无抚养义务,其已经支付的抚养费用对子女的生父母而言构成不当得利,故其可以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返还已经支出的抚养费用。同时,符合精神损害赔偿要件的,可以支持。在确定抚养费返还数额时,原告应当对抚养费用给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确实无法举证证明的,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经济收入、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情况、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酌情判定。当然,由于此类案件不仅涉及财产关系,更涉及人身关系,受欺诈人对孩子付出的不仅有抚养费,更多的还有感情投入,所以这类案件还是应以调解为主,争取双方协商解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2019-7-18)
14、在构成欺诈性抚养的情形下,男方能否主张返还给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抚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赔偿义务主体应当如何确定?
女方隐瞒子女与男方无亲子关系的事实,使男方实际履行了抚养义务,构成欺诈性抚养侵权行为,离婚时或者离婚后男方主张返还给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以支持。
在确定抚养费返还数额时,男方应当对抚养费给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确实无法举证证明的,可以参照《*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 条的规定,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男女双方的负担能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经济收入、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情况、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酌情判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可以依照《*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
欺诈性抚养的赔偿义务主体应当是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男方起诉子女承担欺诈性抚养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子女的生父与女方通谋欺骗男方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男方仅起诉女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不追加子女的生父为共同被告。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9条: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
《*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5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很多法律条文,普通人一生都不会用到,因此不需要认识、理解。但是,如果遇到案件需要法律条文加持时,很多条文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可思议,通俗来讲,不那么公平。法律条文是权衡各种利弊后的结果,有时不得不在保护哪方面的利益中作出选择。
丈夫与小三有个孩子分享一个离婚案例。婚姻存续期间,妻子李某发现丈夫张某不仅出轨了,而且与小三花某生育一个几岁的女儿,名叫小花。为了多分财产,李某想要证明小花是张某亲生女儿的事实。在法律层面,单纯的出轨跟生育非婚生子女的过错,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异,对财产的分配影响也是不同的。让李某更加气愤的是,张某家人重男轻女,在自己生育儿子的情况下,张某偷偷跟花某生育小花并且对小花及其珍爱。因此,委托人李某特别希望证明小花与张某的亲子关系,借此要求李某不分财产,甚至净身出户。
已有证据的遗憾这个案件中,从张某的IPAD中发现大量张某带领花某、小花、花某父母外出旅游的照片,也有张某为小花庆祝生日的视频,更有视频证明小花称呼张某为爸爸。普通民众感觉,这些证据足够证明小花就是张某的亲生女儿了但是,法律上关于身份关系是不能够用证据进行证明的。更加极端一点,即使张某承认小花是其亲生女儿,法律上也不能直接认可。亲子鉴定才能让法院认可张某与小花的亲子关系。
强制进行亲子鉴定?李某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张某与小花做亲子鉴定,就能证明小花是张某的女儿。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只有小花的父或母可以向法院提起亲子鉴定。除此之外,任何人是没有权利跟法院提起亲子鉴定。从实质上看小花就是张某的亲生女儿,但是因为李某无法提供亲子鉴定,就不能认定这个结果,更“可气”的是,李某也没有权利要求张某与小花进行亲子鉴定。法律上陷入“怪圈”——李某即使眼睁睁地看着张某与花某、小花享受天伦之乐,但是拿不出证据,似乎法律对原配不公,保护了渣男。
法律保护的不是一时一人的利益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结合本案,法律考虑的其实不是李某的利益、张某的利益,而是与本案无关的小花的利益。
法律对于利益会作出取舍。假设除了父或母之外,其他人也可以提起亲子鉴定。今天,妻子要求丈夫跟秘书的闺女做亲子鉴定,明天妻子要求丈夫跟邻居的儿子做亲子鉴定,而丈夫和疑似丈夫的孩子都必须接受鉴定时,将造成家庭伦理关系的紊乱、家庭生活的动荡。因为立法者担心出现这样的后果,所以法律对于提起亲子鉴定的人员进行了严格限制。且不说本案中,妻子没有权利申请丈夫与小三女儿进行亲子鉴定。怀疑儿媳妇出轨的爷爷、奶奶也没有权利申请儿媳妇与孙子女进行亲子鉴定。
因此,妻子无法强制丈夫与小三的孩子做亲子鉴定,反之,丈夫也无法强制妻子与小三的孩子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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