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哪家医院可以做亲子鉴定？需要什么材料问问大大家
重庆妇幼保健院、重庆儿童医院、重庆第三医院等暂不建议做亲子鉴定，你可以去重庆渝鉴基因那看看，据说那里需要提供一点点血液样本就行。可以去上百度看看。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亲子鉴定指甲采集方法有哪些？
只要是人体有核细胞都可以用来进行dna鉴定，头皮，眼屎，耳屎等都可以用来进行dna鉴定，而且这些样本是就地取材，不容易被他人发觉。另外，牙齿、骨骼、皮肤等也都可以用来进行dna鉴定。
在收集指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将指甲贴近人体组织的地方剪下来，这样剪下的指甲鉴定的时候才能更好的鉴定出结果，当今的科学技术大大地提高了亲子鉴定的准确性，采用dna基因鉴定技术后，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
亲子鉴定怎样选择鉴定机构？
但是这种方法有个*大的优点就是几乎不需要太贵的仪器设备，进入的门槛很低。现在国内有实力的亲子鉴定中心普遍采用的是美国ABI公司生产的DAN测序仪，采用毛细管电泳的方法，用荧光试剂盒来做，采用这样的设备做亲子鉴定可以非常准确，但是成本很高。
第二：另一些亲子鉴定机构，虽然采用了DNA测序仪的方法做亲子鉴定，但是过量的稀释荧光试剂盒，本来一个试剂盒核定的检验人数是200人，国内有的机构甚至可以做到500人，稀释检测试剂的后果很可能造成基因位点的丢失，所以检测结果也是非常容易出错误的。
北京中天华康鉴定中心用指甲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指甲是可以做的呀，在说了他们如果做不了，那别的地方更做不了。
重庆亲子鉴定机构，哪家结果*准确，*权威。
重庆亲子鉴定机构虽说很多，但*权威的鉴定机构当然所属重庆中信司法鉴定中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一百六十二号长航医院里）。
网友：北碚区指甲亲子鉴定机构
▲伯希和（左二）应邀参观殷墟发掘现场，照片中还有傅斯年（左一）与梁思永（右二） 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他们真的认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所以他们跟海外学者保持着持续、平等的交流。”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鲁迅平生*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
对中国考古百年史的追述，作家张泉从鲁迅的一场演讲写起。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以挖煤入题，“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其实是中国田野考察的先行者，18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与同学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此外，鲁迅还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积水里，周围站着工作的矿工。
“因为鲁迅自己也曾下矿，所以他看不上困守书斋的‘国学家’。”张泉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1921年秋，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了首次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在近期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师》中，作家张泉回溯了中国考古百年的来路。
在书中，张泉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在中国的尴尬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地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许多中国学者却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一边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调查，一边是中国学人深居书斋，无动于衷。
“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鲁迅曾在《晨报副镌》著文嘲讽这种现象。而“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带着书童以便随时伺候。
然而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一批学人正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考察，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一代学者在荒野中踏出新路，他们身处的机构、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别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也造就了学术共同体，创造了许多成绩：发现“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的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等……这些重大发现让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开始有了话语权。
一百年前，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荒野上开拓，“这是前所末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张泉说，他在书中真正聚焦的，是走出书斋、走向荒野的**代中国人，有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矿物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开拓了文化的格局，“他们是中国**批世界主义者。”
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与张泉的对话：
▲张泉 摄影：李冰，受访者供图
走出书斋，从荒野中踏出新路
南方人物周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奇异而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外国学者赶赴中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深居书斋里做研究，鲁迅也曾著文嘲讽这种现象，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张泉：当时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国际学者有很多，有一大批日本学者，欧美学者也不少。比如，恩斯特·伯施曼在1906到1909年，到中国的14个省做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留下了八千多张照片，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等做了全方位考察。但同时期的中国学者，确实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说的“斯文秀才”，深居书斋，出门喜欢坐轿子，又要书童，又留着长指甲，整个局面到191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变。
哪怕到了1930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给“营造学社”作学术报告时，也很不客气地说，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这话非常刺耳，也激发了梁思成他们做田野考察的决心，但伊东忠太的话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之前的大量工作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伊东忠太本人从1901年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并成为在紫禁城测绘的**人。
当时来到中国的欧美学者、日本学者，他们本身有一定的探险家性质，他们始终在田野中奔波，有时带来地理上的发现、有时带来文物发现。以“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敦煌来说，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后来的华尔纳在敦煌都有大量发现，但那时的中国学者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直等到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向中国学者展示他在中国搜罗的古籍和敦煌遗书，但是这时中国学者已经没有办法了，罗振玉感叹“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不过，中国学者们说服伯希和，影印刊发敦煌文献，而伯希和也应允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写中国考古百年史，你为什么选择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在学科创建期，这些机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有哪些重要机构被忽视了？
张泉：其实在民国时期，还有很多注重田野考察的机构，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有费孝通先生的“魁阁”，还有散落在各地的小型调查机构，这些机构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和研究，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如果我们笼统地以十年作为断代：1910年代诞生了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在起步阶段是地质研究，但在地质发掘中触及古生物学，学科变化为真正的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1920年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理论铺垫的过程，史语所时期是真正的大发现时代，也产生了国际影响力；1930年代是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调查、研究古代建筑，但更大的目的是造就中国建筑设计的新规则，考古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必然希望造就新格局。这几个机构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间又有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可以涵盖当时中国考古发展早期的轨迹。
但我觉得也不宜把那个时期过度拔高，即便我们现在说丁文江这批人是开山大师，但是回溯丁文江的学术背景，他是以在欧洲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和野外考察经验作为基础，回到中国探求，他堪称当时中国学界的“设计师”，也有广阔的视野，但他本身并没有达到很高的学术高度。在那个时期，我觉得他们是摸索着在中国建立学术规则、摸索田野考察的方法，包括写论文、做研究的方法，相当于在荒野上建立中国的考古学规则。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生物实验室 图/Joseph Needham，©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重新“发现”徐霞客
南方人物周刊：学科建设之初，这一批学人走出书斋、去现场调研的过程中，丁文江重新“发现”了明代的先行者徐霞客。当时的徐霞客似乎是历史里的无名之辈，丁文江在1911年对徐霞客还一无所知。你在书里特意写了丁文江为徐霞客正名的过程，徐霞客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触动？
张泉：丁文江在1911年刚刚留学回国，人到昆明时，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推荐他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和丁文江是同乡，但他对徐一无所知，在昆明没买到《徐霞客游记》，后来辗转在上海找到这本书。但他对徐霞客的真正认识要等到1914年，他独自一人到云南、四川、贵州考察，一路艰险，还登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他在漫长的考察中感到特别疲惫，再读《徐霞客游记》，才发现自己感到艰难的路徐霞客都走过了，自己见到的世界，徐霞客已经见证过，而且徐霞客记录得非常详细和真实，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理解徐霞客的意义所在。
丁文江后来搜罗资料研究徐霞客，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曾写徐霞客，说徐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但丁文江对千古奇人和千古奇书的定位非常不高兴，他认为钱谦益没有赞赏徐霞客的文章所记录的客观科学事实，而关注徐霞客这个人特别能走、很八卦很传奇这一段人生，这完全偏离丁文江对徐霞客的认知。钱谦益把徐霞客与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相提并论，但丁文江觉得这三位不是在恭维皇帝、就是在恭维佛爷，只有徐霞客纯粹为了求知去走这么漫长的路，也没有遵循古人风水先生的地理认识，而是亲自去验证和发现，这些真正激起丁文江的兴趣。
南方人物周刊：丁文江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对他自己有哪些启发和影响，对当时的考古或地理学科来说，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接下来的工作参考吗？
张泉：我觉得丁文江把徐霞客这样一个形象立起来了，其实相当于让丁文江和他下一代的地质考察者、田野工作者找到了可供遵循的目标，大家知道徐霞客走过这些路、有过这些成就，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创我们的时代。
另一方面，我觉得丁文江未尝不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他当时说徐霞客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我们比欧洲要早280年，他也说我们古人的探索其实远远超过欧美世界。当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学人去努力，去证明说我们中国的学术、历史不是一无是处，但在另一方面，他在内心深处有纠结，也是那代人比较难逃的一种认知。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的国外学者已经在中国做了好些年的田野调查了，但丁文江似乎执着于从自身文化中找“田野调查”的根源。
张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按照胡适的说法，丁文江就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祖师。但丁文江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一个*初的出发点是因为他要找矿，通过勘探来找煤矿、铁矿，真正目的是为了实业救国，这是当时很多人做地质考察的目的。丁文江入职的**天，就问同事北京西郊的斋堂镇在哪，听说那边产煤矿，同事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他很失望，觉得官僚体系里连实业救国这一层都做不到。后来一旦有铁路修建，丁文江就迫不及待出发，借这个机会做勘探，所以他要去山西、要去云南。
作为科学家他责无旁贷，必须得去勘探出矿产，**个目的当然是实业救国，另一个目的也是因为他要维持机构的运作，当时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的经费都来自政府。我觉得在此之上，才是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所以他要在其中找一个契合点去做探究。
南方人物周刊：1913年，地质研究所创办，26岁的丁文江担任所长，他是如何强化田野调查的？
张泉：在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个人是不同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章鸿钊更侧重古籍研究，但还是会带学生做田野考察。丁文江和翁文灏确定的培养方向就是学生一定要做田野考察，而且是由他们亲自带学生去做田野，路上遇到阻碍，比如走不动时，丁文江会不断鼓励学生。另一方面，他们教学生认识和运用各类仪器。学生们写的考察报告相当于毕业论文。他们当时开始绘图，用显微镜观察矿的采样再进行绘制，还绘制地质图和地形图。
当地质研究所培养的“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毕业之后，丁文江又开始跟北大地质系合作，把李四光和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招来任教，也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规模，接着有了更多新人毕业。中国各地开始建立每个省的地质调查所，一代人就成长起来了。
▲张泉在云冈石窟偶遇一位正在临摹的画家 图/受访者提供
大发现时代与“垦荒”之难
南方人物周刊：比起在书斋里研究古籍，去田野会遇到更多突发情况。董作宾*初在考古中挖到人类遗骸时，感到冒犯了先人，又重新掩埋了遗骸。而在社会层面，当时社会对考古的认知是“搜罗宝物、盗墓”，**批去现场的考古研究者会遇到哪些误解？
张泉：当时整个社会对考古缺少认识，对考古的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不同学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比如史语所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石璋如，在地方考察时，当地人见他拿出指南针测方向，一路都在绘图，便觉得他是风水先生，一直很热情地陪同他，请他帮忙到自己家看风水。无论石璋如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信，但人家一路上都很热情帮忙，石璋如觉得拒绝了又不好，只好装模作样到人家家里看了看，然后跟这个人说，你家的门对着风口，不太好，在风口的地方加一堵墙，这个局就给破掉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写的梁思成的应对也很有意思，在地方做田野受阻时，他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考察时保持“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时的地方政府如何影响着田野考察？
张泉：地质调查所相对好一点，首先他们是政府机构，第二是地质研究不涉及太多文物。但一旦涉及文物，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史语所的考古发掘跟当地形成很大冲突，尤其是殷墟的前几次发掘。一开始，史语所的创办人傅斯年选董作宾去现场，一方面是因为董作宾的学识，另一方面是因为董作宾是河南人，很多朋友和同学在当地政府任职。**次发掘是比较顺利的，但后面斡旋的过程非常微妙，傅斯年亲自跑到河南安阳跟各级政府人员沟通，但他离开之后，殷墟的下次发掘依然遇到问题。当地依然有各种问题，比如盗墓者会假扮“中央夜晚发掘团”来偷掘文物，整个发掘始终处在比较焦灼的状态里。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曾经感叹，其实95%的精力是用来跟当地人打交道，*后只剩下5%的精力在发掘。
但史语所也渐渐摸索出了经验，到山东城子崖发掘时，傅斯年是山东人，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一起订立了规则，文物发掘后原则上是归本地所有，史语所负责发掘，本地也可以派学者加入，史语所有权将文物带回去研究，再归本地。傅斯年再把这个规则移植到河南之后，也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慢慢被当地人接受，他又开始培养河南大学的学生，相当于培养第二代考古发掘者，慢慢形成良性循环。
▲李济、王庆昌、裴文中在殷墟 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听起来也是建立规则的时代，这些人走了很多弯路，不断碰壁，在跌跌撞撞中把规则建立起来。无论是建立新的学科规范和制度，还是需要风餐露宿、频繁外出的田野考察，对学人来说都是挑战，他们是比较顺畅地吸收，还是伴随着抵触和摇摆？
张泉：其实蛮多人心里都是摇摆的，比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他本来在北大地质系算是差生。等他进了地质调查所，抵达周口店发掘现场，他是不太高兴的，因为他要从*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方面他不那么愿意田野考察，另一方面是他发现现场技工对出土物的认知远远超过他，而他作为科班出身的学生却完全不知道，他到现场之后觉得焦灼，还有些怀才不遇。史语所组织的殷墟第二次发掘中，李济主持发掘，希望引入科学的测绘，从地质调查所借了两个年轻人到现场测绘，裴文中去了现场，依然是做助手，而且按照现场其他人的记忆，裴文中始终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都不开心。
但是等到裴文中回到周口店没多久，他的整个人生就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他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成为惊天动地的国际大新闻。在这之前没多少天，裴文中还在日记里记载，他觉得考古发掘是一个非常“鸡肋”的工作。一方面确实是他运气很好，另一方面当他回溯，他发现他去史语所发掘的那段时间学到了很多，比如对地层的重视，这些知识也影响了他后来在周口店的系列发掘和研究。这个巨大发现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改变了地质调查所的命运，但是裴文中在这个过程是非常摇摆、非常纠结的。
南方人物周刊：对当时这一批学者来说，尤其是在后来的战乱中，他们是否会怀疑自己所做研究的意义？
张泉：虽然田野本身很艰苦，经费经常会入不敷出，我觉得当时身处其中的学人，比如史语所这批人，大部分人还是乐在其中的。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怀疑更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外患中，他们对**前途有很大的不确定。傅斯年在“九一八”之后，说书生何以报国，发电报希望能北上共赴国难，李济也怀疑，**如此，我们在这儿发掘还有意义吗？我们应该去前线、去打仗。
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发现他们作为书生和学者，他们的本分是研究，这也是他们真正能做的事情。傅斯年本身是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他当时要把《东北史纲》写出来，他的《东北史纲》其实有不少错漏之处，当时也有学者攻击他，但是他之所以这么急着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他知道时间来不及了，他要用他的方式来抗战，他要通过历史材料、考古材料来证明东三省从来都不是日本的土地，一直属于中国。即便在强权之下这样的研究没有用，但他作为书生尽了自己的本分。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大批学者还是到西南大后方继续做考古发掘、古生物研究，因为他们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学术没有断绝。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能看到他们做的事的非凡意义。我想起几年前我采访钱理群先生时，钱先生说当下很多年轻人好像被现实困住了，大家有特别多的郁闷、不满和怀疑。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看得远一点，看一看50年之后的中国和世界会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去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可能可以暂时脱离现实困境。我觉得我们有时也需要向未来寻找答案。
▲雪落云冈石窟 图/受访者提供
任何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地质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62名会员中有22人来自国外，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也被吸纳进国际地质学会。中外成员促成了近代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哪些重大发现？
张泉：*早当然从仰韶文化说起了。1921年，仰韶村遗址**次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仰韶村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主持，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参与发掘的。再到周口店的脊椎动物化石和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周口店的发掘一方面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是联合研究，有其他海外学者加入，等到裴文中发掘出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后续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就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过前期的各种波折与谈判，*终中外学人通力合作，不只是考古，其实在气象观测、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很多大发现。这些研究，也是因为海外学者在国际层面散播，才能及时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新闻。
这种中外合作不只是跨学科，更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比如，梁思永留学回国后到了史语所工作，他的**次大发现就是黑龙江的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有很多重大发现，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他能去东北，也是因为地质调查所的法国学者德日进，德日进做考察时遇到一位俄国铁路雇员，得到东北可能可以发掘出石器时代遗址的消息，德日进告诉了丁文江，丁文江再告诉傅斯年，然后才有梁思永的东北之行。德日进愿意把大发现的机会让给更多人和机构，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2008年，张泉寻访一座几近废弃的古建筑 摄影/钱东升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国际学界时，外国学者好像起到了更大的传播影响作用。
张泉：因为大前提是学术的规范和规则是西方学者制定的，当时很多中国学者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田野考察的方法，都是向西方学者取经的，安特生这批外国学者其实对中国的学者帮助特别大。在国际学界，自然是西方学者有话语权，当时中国地质学会加入国际地质学会的时候，提交4篇论文，就有2篇是外国学者写的。史语所建立时，傅斯年找了一大批海外通讯员，都是国际一流的大学者，而且这批学者也不是挂名，而是真的深入交流并做出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在当时的战乱年代，这种相对平等、双向流通的中外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恰好那时的西方学者面对的，也是新一批具有现代视野和专业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你在书中将这一批中国学者描述为中国的**批世界主义者，为什么？
张泉：因为他们的思想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他们也接受了现代的学术训练，并自觉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很西化，很多学者都在环球旅行，去各国访学、主持教育工作和开展文化交流。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我觉得可能比学术或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是世界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格局不一样，他们真的认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所以他们跟海外学者保持着持续、平等的交流。
那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所以中国地质学会要加入国际地质大会，要聘请很多海外学者。当时那批来的外国学者也有不堪的人，但很多人还是很开放的。在中国的海外学者也有学术圈子，但也是面向中国学者打开的，这种相互交流形成了那一代的世界主义者。其实从丁文江、傅斯年他们那代人就有这样的认知，并不是说某家文明独大，他们已经打破那样的传统观念，他们相信学术也是属于天下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都是这个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一旦变成正式或夸张的做法，就违反了巴蜀的茶馆精神。
主笔|葛维樱
摄影|张雷
生活程序茶馆并非生存空间，而是纯粹的生活空间。我到重庆的交通茶馆和成都彭镇观音阁茶馆时，感觉这种生活，和当下茶空间之中常见的“和静清”之文化标准、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成都双流彭镇观音阁茶馆，前一晚吃了火锅，早上还是喝一口“啖三花”舒服
交通茶馆位于重庆九龙坡黄角坪，半地下的门洞，两侧墙体的小广告都看不清了，地面黑得发亮，走进去那弥漫的烟气，就让人胆怯三分。画家何多苓说要的就是这个脏劲儿，一块砖一根梁都不能粉饰。东张西望的做法显然是不入流的，我进来时正好一波穿金戴银的客人蛮有兴致地拍完了照往外走，她们似乎是茶客们*不欢迎的类型，观光拍照却不喝茶。
还没找到座位，女堂倌就来了。“喝啥子？有沱茶，有普洱……”我以为沱茶时髦且贵，女堂倌眼中流露出讶异和不以为然，原来沱茶只3块钱，花茶5块。一大包葵瓜子又香又饱满，将所有的炒货店都比了下去。
老茶馆里，茶客分三等，以器皿的材质、形状，就可以一见高下。玫红塑料壳保温杯、年久失洗的棕黄玻璃罐、编了线绳把盖和杯连起的巨大的搪瓷茶缸子，甚至还有儿童水瓶……这些奇绝的器物都属于茶龄30年以上的茶客。一旁的大木架子上，全是各式各样的杯子。他们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天井之下围的是下象棋的，打花牌的“听用”和“财神”挑出来扔在一旁，完全当观光者不存在，自得其趣。
用蓝白陶瓷茶缸子的基本是中年茶客，我眼前这位，见我们两人过来拼桌，先毫无顾忌地吐出几串烟圈，把自己面前的报纸不停地抻展、抖响，煞有介事，眼皮不抬。然而直到我离开，他也不过是掏出圆珠笔，在报头上写了几十个“中”字而已。
我们这样用盖碗的，一眼就看出是“不知就里”派。来得早的，端坐在天井正当中，桌上摆着四个单反，却因为气场太弱，不敢对周围人下手。挨着窗户的长条靠背老木凳，都留给到此一游的时髦的年轻客人。我左手边的法国女孩淡定地吹着盖碗里的花朵，忍受着她旁边用不锈钢大海杯的大爷，将条凳打横，两条大腿横劈在上面，脱了鞋晾脚。张恨水写重庆的小茶肆里，人们的东倒西歪，排列支架的竹椅，“客来各踞一塌，卧而饮之。……购狗屁牌一盘，泡茶数碗，支足，闲谈上下古今事……”。
早上6点，茶馆开门，钥匙掌管在茶客手里。早客是老茶馆格外关照的，他们大多是因生计需求起得早的，也是老茶馆的常客。堂倌给他们的茶叶*多，浓郁滚烫，一口下去熨帖无比。“一早一晚，满坑满谷”就是交通茶馆典型的景象。但与扬州、广州等地的“早茶”不同，早上也仅仅喝二三十分钟，纯为喝茶而来。热爱馥郁芬芳是自古以来地理形成的习俗。“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前一晚的火锅串串仅存的一点不舒服，早上在成都非得“啖三花”，重庆则是酽沱茶。
“今天‘吊堂’，人少，等‘打涌堂’必须等到周末。”茶馆“老板”陈安健在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油画课，他并不经营，只是每个月付给茶馆现金补贴用度。然而这样难找座位，交通茶馆却不**。虽然环境看上去颇具“袍哥”气质，交通茶馆却并没有那么长的历史。这里初创于计划经济时代，是服务于国营运输公司的旅馆加茶馆的混合体，制度社会已经演变，交通茶馆却一点没改保留了下来，茶钱前两年还是1.5元，今天也不过3到5元。陈安健从未想过“商业化”。他的《茶馆》系列油画独树一帜，全以自己浸淫茶馆得到的乐趣为主题。茶客们是他多年的模特，对他展露出本来的温存面貌。他画面里的真实、新鲜热辣，是交通茶馆几十年时光的一些片段。陈安健以自己的理解，在茶馆里画了许多年。在他眼中，交通茶馆本身活着，哪怕是脏兮兮的，也是世间难得的纯净角落。
四川茶馆的文化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乍一看却对茶的讲究欠了几分。一个盖碗茶能喝一天，很少有人换茶，除了“鲜开水”冲泡，仅仅就是分出了“甘露”“竹叶青”“碧潭飘雪”这几个相对高档的级别。茶甚至可以被菊花、柠檬取代。宽窄巷子里的老茶馆“可居”的老板娘肖烈说，如果按照茶艺馆专注于茶本身的“清饮”的标准，茶馆的茶，应该和茶艺馆区别对待。她喝岩茶、普洱，玩精巧的宋瓷，其下女将们都略能抚琴，“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在传统文人理念里，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跟“可居”“遥里”的精致相对照，交通茶馆和观音阁是茶的另一面。
四川茶馆的热闹、舒展，是茶在中国人生活中另一个维度的自由。“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
本地作家朱晓剑喜欢漫游成都的小街小巷，去不张扬的小茶铺喝茶。“生活和茶一样，本来就是流动的。”“啖三花”是典型的成都生活。现在走进川渝两地的茶馆，会发现本地茶几乎全面占领了茶馆。蒙顶甘露、黄芽、碧潭飘雪和竹叶青不在话下，还有青城山、峨眉山、花楸山等等产区的绿茶，名气虽不响亮，却都被成都人喜欢，更有谈不上是茶的柠檬、菊花、荷叶、苦荞、蜡梅等等，用川西的花花草草做成的茶。在茶馆喝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氛围。“成都人并不想从喝茶里喝出一番高深的哲学，而是对喝茶本身有一种彻悟。”
宽窄巷子里的“可居”完全保留了两进院落的老宅
“遥里”茶馆
茶在发源地之一的四川，自唐朝起产量大而质量高，到了明朝，茶已进入四川人的日常生活。根据一篇1942年
这“*后一条路”的说法看似委屈，却相当有杀伤力。社会进步到今天，成都的茶馆保持了百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即使勇敢地捍卫茶馆文化，当时的四川人内心深处，对于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依然缺乏坚定的信心。现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精美绝伦的形式都已经消亡了，成都闹哄哄的不讲究的茶馆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谭继和是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至今，这位四川省社科学科带头人都把三人左右的小型学术会议放在社科院门口的茶楼里。天清气爽时，他就和同事去不远处的百花潭公园喝茶。百花潭公园里的茶座非常多，置身盆景园满眼皆绿，在百鸟园又觉得莺啼婉转，临水处撑起的阳伞，拱桥上的少女等待赴约的恋人，无论在哪里喝茶，所见俱是美好。除了本地学者，大量外来文人也对四川喝茶有美好的回忆。抗战时《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澎在成都做编辑，专门去茶馆写文章。至今朱维铮教授还向人记述，复旦大学南迁重庆时，学生们因为宿舍条件简陋，都喜欢去茶馆做作业。
谭继和的夫人祁和辉是中文系教授，上世纪70年代末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去金陵大学校长家做客，她说：“校长的爱人在小轩窗下为我们准备了上好的香片，他们的花茶没有花，老校长说有花俗气，我说，我们四川的盖碗茶，茉莉花要浮起来的，用盖子漂一下花瓣，动作很轻很美的。”对我回忆起这小小的争辩，她说想起来很不好意思，却有维护四川花茶的执着可爱。
茶室里的修竹和火塘，是刘海遥心里的茶之境
茶馆里的竹椅被茶客们经年累月躺成了*舒服的姿势
90年代市中心的大慈寺庭院里的茶桌，每月15号自然地汇集一大帮文人组织文学沙龙，有作家、收藏家、编辑，本地人和外地人，随便参加。藏书家彭雄所著的《茶馆问学记》里，对茶馆里的讨论记述高达211次。大慈寺和文殊院的香客与茶客几乎一样多，茶费极低，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禅林。
平等是成都茶馆*大的特色。“铜壶冒着蒸汽，漆得光亮的桌上，放着花瓷茶碗，人们坐在竹椅上，茶房把绣花坐垫拍得松软。乞丐拖着痛苦的腔调，人们的交谈淹没在悲伤的小曲中。”韩素音在她写的传教士家庭史中将成都的茶馆描绘出市井的样子。曾经茶馆还有允许穷苦人喝剩茶的规矩，叫喝“加班茶”，后来虽然因为不卫生而取缔，但宽容仍在。
大慈寺位于闹市中心，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禅林
在四川喝茶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川渝地区曾经依靠水运，行人周转的河岸上总有茶铺，摆几把竹椅子喝茶，至今是川渝地区所有小镇找茶馆的不二法门。“河水香茶”是民国年间流传下来的幌子，街沿、桥头、庙前、广场、树荫，茶馆当街的地方大开门面，就是方便顾客进出和观看街景，也招引街头行人一窥茶馆风光。1949年前市区内居民使用井水做饭洗漱，但饮用水却依赖江水。熙熙攘攘的氛围极具感染力。
开敞，是成都人喝茶的心理和生理双重需求。竹椅大多能让人舒服地打个盹。很多人研究竹椅的角度，如何符合人体工学，殊不知这都是经年累月茶客们*舒服姿势的杰作。以*讲究的薛涛井水冲泡顶级蒙山茶，价格却极便宜，是长卷风情画《老成都》里所描绘的公园里绿天茶社的实景。画中的成都人除了穿衣打扮，那花树之下的安闲恣意，和今日的成都完全一样。除非需要打麻将，大部分茶馆的营业场所，看上去都是室外可以占用的空间“坝坝”，在成都这个阴冷时间长的地区，“喝坝坝茶”在冬季出“烘烘太阳”的时候简直是蔚为大观。
这盛况延续至今仍让外地人震撼。进入人民公园，穿花拂柳经过的一座桥也是由鹤鸣茶社修建的。正是因为占道经营，1938年，老板熊卓云挽救了几近倒闭的鹤鸣，才名声大噪。后来熊卓云将座位增加到了500个。今天在人民公园内，在鹤鸣找人还是一件困难事。
虽然茶是国饮，大江南北的城市乡村都有茶馆，但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一样，茶馆变成了每一个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们的记述中，“平民化”是他们对成都茶馆*大的感慨。作为读书人，何满子在其他城市没有勇气光顾太高级或太底层的茶馆，在成都却无忧无虑地把茶馆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警察与挑夫同座，隔壁是西装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做自修室，生意人做交易所。”黄裳在1931年路过广元，因为客车中转，在江边茶馆里喝茶一碗。“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越深，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公共空间至今走到成都公园茶座之中，依然能听到那种震得人从牙根麻到耳朵根的“钉铃铃铃”的金属夹子的声音。地理学家G.哈巴德记述成都：“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到茶馆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小贩们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现在递热脸帕、装水烟这些项目已无存，算命的倒还留存。
交通茶馆里气定神闲的老茶客
走进成都的茶馆，分贝得先提高几个。“提‘纲’挈‘领’”，“80后”相声演员贾晓荻脖子一扬，右手往右斜上方猛地一伸，袖子自动缩下去半寸，他的表情特别正经还带点不耐烦，模仿着声音*大的“老板”：“老子在打大哥大看到没得。”茶馆里说话声音要大到什么程度呢？虽然还不至于嘶吼，但是还真的是要不断地喝茶润润喉咙。我在鹤鸣茶社约相声演员杨子聊“闲亭”茶馆里他的三国段子，说得再热闹也得贴着对方说才听得清楚。奇怪的是，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却听不真切。“豆花、凉粉凉面”在均衡的调子里，穿过层层聊天钻入耳膜。
难怪老作家马识途回忆道：“在四川，地下党的许多接头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鹤鸣茶社出来的老川菜馆‘努力餐’也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那个时候茶馆里都是小桌子，桌子后面是竹藤椅。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的是隐语，接头的能够听懂，外面人听到也没关系。茶馆都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所以特务就容易被识别，因为特务非常关心茶馆里都在说什么，看见有人偷偷摸摸东张西望，基本就是了。”
作为特有的公共空间，重庆的茶馆现在不如成都发达。奇怪的是，对比半个世纪以前的数字和现当下的数字，成都的茶馆不仅没有减少、衰退，还越发兴旺发达起来。表面上看茶馆小本生意相当脆弱，实际上它们都是在艰苦条件下幸存成长的。
近100年成都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成都的茶馆，与欧洲的咖啡馆、美国的酒吧一样，承担了非常多的共同功能。清澈的江水环抱成都，吴虞的日记中描述一家西城门外河畔的茶馆，星期日据他观察*少卖出七八百碗。河水和幽深的竹林是茶铺*典型的景色，“天气好时，尤其是躲警报的日子，茶馆前后都拥挤不堪”。
1942年的《华西晚报》上一篇关于成都茶馆的文章畅快淋漓，理直气壮。当时正好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大西南的年代，茶馆作为地域文化，首当其冲。成都的茶馆自民国以降，在数量上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是城市经济当中*重要的传统地方商业形态。翻看晚清到民国的史料，关于茶馆的规章不断颁布修订。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角色。在当时本地官方文本里，茶馆大多以被批评的形象出现。1945年，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以“易藏奸宄”为由要求取缔川大学生宿舍道路两旁的茶馆酒馆，然而并没有用。一份茶馆老板们抗议政府对茶馆太苛刻的信中写道，四川自古是产茶区，成都人爱喝茶是天性。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发出感慨，喝茶是过日子的*低标准。关于海派和内地，中与西，新与旧，地方与**，种种都可以牵扯，战时关于茶馆的争论其实远远超过茶馆本身。
几十年这里没有改变一砖一瓦
这里是一口茶就能融入的市井
沱茶只要三块钱，交通茶馆里沉淀着岁月的安闲
今天茶馆里*贵的当春头芽蒙顶甘露，26元一杯。大多数茶只要十来块钱。作家马识途从抗战时到后来都*喜欢来人民公园的“鹤鸣”和春熙路的“枕流”。“无论哪个档次的茶馆都有一个传统特点，就是花费不多。”中午离开的人把茶碗扣上说一句“留到”，下午来还可以继续喝。
在成都喝茶一旦碰上朋友，抢着付钱就成了必须的。“收小不收老，收富不收穷，收生不收熟”是堂倌们自然明白的人情。20世纪之前，关于四川茶的诗词极多，茶馆却只集中体现在“竹枝词”中。“竹枝词”发源于四川民歌，到明清以降在成都极为发达，成为记述市井民俗风貌的“辛辣机巧”之作。“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晚清知县的记载中，一开始只卖茶的茶馆和北方茶馆的形式差不多，仅供解渴，“当街设桌，四方板凳”，“茶馆”是常用词。进入民国时代后，四川茶馆开始极速发展繁荣，“茶铺”和“茶社”是当时更普遍的说法。此后茶园提供戏剧娱乐，茶楼又有评书，但并不严格区分。
女宾茶社如何兴起，如何约在茶馆旁边的体育场打网球的现代生活，也可以从“竹枝词”里找到佐证。1912年，因为没有严格区分男女区域，悦来茶馆以“破坏礼教”为由遭到军政府关闭。“全城不知多少，一街总有一家。小的多半在铺子里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按1909年到1951年的成都茶馆数量统计，茶馆数量一直在500至800家之间。人口*多*繁华的上海有164家，同时期成都有600多家。根据1932年的《新新新闻》报道，辛亥革命之后成都茶馆猛增至1000多家。诗人流沙河也印证过这个数字。
抗战期间，外省文人将大部分逗留时间奉献给了茶馆。当时西南大后方物质条件简陋，但是茶馆却给异乡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张恨水写大轰炸夜，在朋友家喝的沱茶，却是色香味俱佳。即使几个月不知肉味偶尔吃一顿好的，也得“趋小茶馆，大呼沱茶来”。
当时西方人把成都的茶馆写作“tea-drinking saloons”，留学法国的吴稚晖也说成都的茶馆赶上了巴黎的咖啡馆。19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由劳动力的增长是城市*重要的发展之一。成都城市的繁荣，经由上世纪战乱中起步，作为与城市同时发展出来的公共空间茶馆，作用相当广泛，能为大量离家的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成为人们的休息地。写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历史学者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很像美国城市的酒吧。“20世纪里美国工人阶级的酒吧文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死亡过程，但是茶馆文化却坚韧得多。”王笛论述。
“尤其郊外或之小茶馆，仅有桌凳四五，而于屋檐下置卧轶两排，颇视北平之雨来，仰视雾空，微风拂面，平林小谷，环绕四周，辄与其中，时得佳趣，八年抗战生活，特是提笔大书者也。”成都茶馆依然谈不上豪华的装修，张恨水对于成都茶馆却是敬佩与欣慕，能够在战争期间依然保有一杯茶，时间的流淌竟然如此缓慢。“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不怎么亮的灯火，一切情调是那样的古老。我们自觉早到晚都看到这里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碗盖碗茶而已。”
近50年里，历经日益强化的现代化进程，及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的挑战，今天茶馆依然是成都市中心各大公园、文创基地，沿河居民过道上，乡镇菜地之间，丘陵果树之下，农家小院之中**值得品味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都的茶馆也封闭过很长时间。朱德60年代到成都要喝盖碗茶，批评了关闭茶馆的不当。当时马识途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但是“也不过兴奋一下，茶馆终究是不革命的标志”。80年代以后四川城乡茶馆再度兴起，而且更加发达，马识途很多年不进茶馆，但到75岁以后，“终于免除了心为形役的苦恼，才悟出了无事乐的道理”，重归茶馆寻求快乐。
快乐本身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散着出去，散着回来”是四川特有的脱口秀“散打”的精髓，也是四川茶馆的衍生成果之一。《让子弹飞》里张默吃凉粉的那一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四川故事。“到底是一碗还是两碗？”整个故事是马识途取材于茶馆龙门阵里的《盗官记》，都是四川“散打”里天马行空、不可以平常逻辑度量的叙事精髓。
“李伯清*厉害之处在于他的共享性。”在闲亭茶馆，刚刚下台的贾晓荻开始给我“摆”。“95后”的小任手执一副快板，边给我的茶碗添水，边随着贾晓荻的娓娓道来打出节奏，贾晓荻本来只是聊天并不是表演，但每到抑、扬、顿、挫之处，小任那不疾不徐、恰到好处的“啪啦”一声就特别提劲有味道。
四川幽默里的“共享性”，与茶馆的“开敞”有一脉相承的灵魂。走出闲亭茶馆的大门，贾晓荻在门口鬼饮食摊档上坐了下来，端起一碗白花花颤巍巍的蹄花汤。哈哈曲艺社以“80后”“90后”相声演员为主体，目前驻扎三个茶馆，除了相声，也有评书。曲艺在今天的茶馆里日趋没落，相声却一枝独秀地生存了下来。茶费只分48元和78元两种，挨着桌子的价位略高一个档位。在这个到处用收来的青砖砌起的高屋之间，不过八张方桌。贾晓荻*爱看台下茶客“一根香烟袅袅升起”，带着闲心有一搭没一搭地哈哈乐。
“今天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茶馆寻欢作乐……”他抖了个包袱，“寻找欢笑，坐着图一个乐。”与台下观众互相调笑满不在乎，笑话说得飘逸。他让我想起沙汀写的那个茶馆里的男主人公“幺吵吵”：“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喝茶时听到的方言，把四川话的独到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贾晓荻在广播电台用“牙尖”的腔调评点时事摆龙门阵，和“川话嘻哈”一样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四川的茶馆孕育出多功能的作用，文化、经济、政治于一体。扯乱弹和摆龙门阵都非得在茶馆不可，马识途写茶馆里的人可以发挥演讲天才，听人绘声绘色描述各种故事。“普通人摆龙门阵就是坐着聊天，不熟悉的人也可以过来听，可以来谈，甚至可以给你讲的事情里加一些东西，一件事情在茶馆里传来传去就变得丰富了。这也是种民间创作，对生活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从中取得了很多素材。”
寻找自在刘海遥是个爱茶的现代派。“为什么壶嘴那么长？因为给黑老大倒茶不能偷听，站在茶馆灶边，远远地、精准地把开水注入客人杯中，是茶博士不动声色的功夫。”刘海遥是十足的茶空间老板娘的做派。在茶家十职学习过，也涉猎过日本茶道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小路家的茶道课，越学越觉得自己骨子里的茶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茶道中的仪轨并不是为了舒适，什么时候称赞茶碗，怎么转动，正因为被严格束缚，因此我更知道自己钟爱的是什么。”她有一个茶室里有严格的和式茶屋，按照仪轨布置成“草庵”风格，低矮的茶室入口只能爬进去，连通后面的小水房也没有丝毫马虎。
但在人们常来常往的自家茶室进门的地方，刘海遥垒了一个巨大的火塘，周围一圈8个扶手椅，谁来了都自自然然地落座，当中的老铜壶煮着黄茶，角落银壶里温着净水，解渴之后，再用白瓷盖碗泡上今年的甘露。这不温不火的热度在南方的春天室内显得如此温和，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不觉得拘泥和尴尬。
刘海遥的祖父曾在重庆北碚开过一个茶馆，当时是开明有趣的绅士办的茶馆，吸引的是年轻知识分子和女眷，清谈的风气一直保存下来。“早年间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我们从重庆到了贵州。冬天阴寒无比，我父亲动手，将五层楼的楼顶捅出了一个大窟窿，自己在家里垒起了一个火塘，那炭火上永远咕嘟着开水，烤着橘子，那温度和烤橘子的香味就在我的记忆里。”
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一个小巷里的茶铺一定是巷子的社会中心。茶馆里不仅有吃喝玩乐，甚至有人理发、修指甲。茶馆生活不仅容纳了普通民众的个人行为，也为社会组织服务。上世纪80年代*时尚的成都茶馆里，老板们会特意安一部自己的电话座机在固定位置上，有些人甚至安两部，将茶馆用作办公地。
在开敞的公共空间里维系独有的社交氛围，而在绝对的公共空间，茶馆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和平衡。自古代就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成都平原因此农业高度发展，以散居模式生活。吃了辛辣，再去茶馆，“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闲亭茶馆里喝着盖碗茶，台上哈哈曲艺社的年轻演员正在用四川方言说相声
直到今天，成都市民的上班时间都不固定。一到出太阳的时节，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喝茶的时间是开放的，茶馆里的文化社群早在民国初年便形成了风气。岷江大学集资修建校舍的游艺会就在悦来茶园举行，中国红十字会筹建也被政府允许免费使用两个月的万春茶园。鹤鸣茶社也是川内大学教师的招聘场，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各个学校的校长就去鹤鸣面试新教员、续聘书。成都战时是知识分子的大后方，竞争激烈，几十年下来有“六腊之战”的传统。很多年后，王笛在学术会议上偶然遇见了一位瑞典教授，谈起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成都的录音：“城市里的大学生怕遇见老师，都去春熙路。马悦然1949年在春熙路茶楼录音采访：我现在要问一个顾客为什么到这儿来，多久来一次：‘请问先生，你天天到这里来？’‘我是一个学生，我们同学有时在星期天来……’”不过现在开到晚上的茶馆只有有表演的才有客人了。
川渝地区如今仍把解决问题的地方选在茶馆。大慈寺旁的“大慈雅韵”茶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前不久因为周围邻居反映商铺噪声问题，大家一起到茶馆里来讲道理。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成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论述，茶馆在成都提供了和酒馆、饭馆一样的基本设施，因此成了哥老会的聚集地。而“吃讲茶”这类解决纠纷的行为中，茶馆成为“公口”，堂倌加入“袍哥”。根据刘振尧所写的关于安澜茶馆的回忆，过去袍哥在安乐寺茶社走私黄金、白银、美元、香烟等，在正娱花园及白玫瑰、紫罗兰等茶馆进行金条交易，枪支、弹药、鸦片走私则在品香、槐荫、宜园、魏家祠、葛园等茶馆进行。“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现在再找“茶碗阵”已经绝迹。民国时期，四川*常见的铜茶船，经由堂倌“堂朗朗朗”往桌子上一扔的声音，就是暗号之一。蜀相崔宁的女儿首先发明了茶托，也就是盖碗之下的小碟子，与如今日本、中国台湾茶道中所使用的茶船完全一样。我看到京都大德寺里的和尚喝茶的画，用的正是如今四川常见的盖碗。以前我发现用盖碗时，碗总在盖中滑，水加满又太重，后来发现四川的盖碗普遍小、轻、薄，投茶量也就是5克左右。前几天看到有摄影家在商业地产太古里拍照，因为没有“走流程”遭到了拒绝，进入大慈寺却被方丈赠送了一杯盖碗茶。忙碌急躁的人，大概无法体会这一杯成都盖碗茶的美妙。
热爱曲艺的贾晓荻建议我下午2点去“大慈雅韵”喝杯茶，“那里的曲艺是活着的”。市中心*繁华的“太古里”边上，居然有这么一个居民社区似的小门脸。不大的空地上摆着几十把椅子，8元一杯盖碗三花。清音，扬琴，非表演性质的川剧，这些传承人水平的表演完全免费。台上那一人分饰多角的年轻川剧演员极为投入，台下是听众们简朴的着装，轻松的姿态，而面前那碗色泽越泡越深的茶，的的确确成了配角。
刘能风和他的石雕作品。
11月7日，大足区城南街道金星村一个杂乱的四合院里，61岁的刘能风坐在小凳子上，左手拿錾子，右手拿着小铁锤，神情专注地对着一块30厘米高的石头叮叮当当地敲。
錾子之下，石头碎屑四处飞溅，一个模样调皮、笑容可掬的圆头小沙弥呼之欲出。刘能风身后不远处，徒弟周刚戴着防尘口罩，正用尖锐的电钻轻轻打磨一个千手观音石雕的指甲盖。千手观音石雕大部分已经完工，几十只形态各异的巨手在一个正方形的石盘上呈扇形展开，而这个指甲盖足有常人的五倍那么大。
在院子里，类似的各种石雕俯拾皆是，高的有四五米高，矮的几十厘米，造像有各种佛教人物，也有现代雕塑，品类繁多，每个造像都栩栩如生，让人目不暇接。
这里是刘能风的工作室，也是大足石刻艺术品公司的工作场地。30多年前，刘能风从这里起步，由一个杀猪的农民转行变身雕刻石头的匠人，到今天成为全国工艺美术石雕大师。
半路转行的“异类”
“石雕是一个考技术和耐心的行业，慢工出细活。”刘能风停下錾子说，雕刻一个30厘米高的小沙弥，一个成熟的石雕师傅*快也需要30天才能完成，卖价可以达到一万元以上。
年逾六旬的刘能风身形高大瘦削，艺术家气质的长发自然向后梳拢，半盖住耳朵，两鬓已经开始斑白。作为大足石刻艺术品公司的总经理，刘能风现在更多的是提供技术指导，雕刻一般都是几个得力高徒动手：“他们都很不错，现在都是市级石雕大师了，比我当年起步时强了不知多少倍。”
的确，当初闯入石雕行业的刘能风是一个对石雕一无所知的异类。
饥饿少年成了杀猪匠
刘能风1957年出生在大足，是家中长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小学读到三年级又遭遇“文革”，学业中断。13岁开始，为了生活，刘能风开始学做生意。
16岁因继父去世，他开始支撑起整个家。为了养家，刘能风特别能吃苦耐劳，尝试过养羊、养鸡、养猪，后来为了吃肉，跟随当地杀猪匠打杂一年，学会了杀猪，成了一名乡下杀猪匠。
改革开放带来旅游热
1981年3月，大足石刻（宝顶、北山）旅游区正式对外开放，湮没无闻近千年的大足石刻终于走出“深闺”，精美的雕塑、神奇的文明一下吸引和倾倒了中外客人，每年数万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来到大足参观。
伴随着越来越多参观者的到来，旅游成了一个热门行业。那年秋天，北碚一位民间雕刻艺人来到大足北山，利用当地的白沙石仿制大足石刻佛像出售，“一个小小石像竟能卖30块，这可是几百斤粮食的价钱！”看到石像比杀猪**，刘能风心动了。家境极端贫困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果断放下杀猪刀，拿起雕刻刀，悄悄学起了雕刻。
刘能风说，虽然自己从未学过美术和雕刻，但家就在北山石刻风景区旁边，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耍都在石刻景区，里面的每一个石刻塑像几乎烂熟于心。
尽管如此，刘能风的**批石雕作品依然失败了。他痛下决心，将自己关在屋内一个月不出门，刻苦钻研雕刻技术，又四处拜师学艺。1983年，刘能风通过学习和摸索，终于成了景区附近民间石雕艺人中的佼佼者。
外地卖石雕遇贵人
1984年7月，趁着大足石刻旅游淡季，刘能风和两位同行商量，带上各自的石雕作品出去闯荡一下。三人**站来到了天下闻名的旅游胜地杭州。
半个月过去了，三人一件作品都没有卖出去，同行先行回家，刘能风不信邪，决定去广西桂林看看。在桂林，刘能风时来运转，他的石雕作品大受欢迎，还幸运地遇到了重庆市城市雕塑办公室主任袁友河和四川美院雕塑工厂厂长舒湘渝。两人在桂林出差，闲逛偶遇重庆口音的刘能风在卖石雕。两人发现刘能风对石雕很有天赋，当即决定让刘能风到四川美院的雕塑工厂上班，。
1984年国庆节，曾经的大足农民、杀猪匠刘能风告别妻儿，正式到四川美院雕塑工厂上班，成了一名石雕技工，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与他同时报到的，还有雕塑工厂从全国各地物色来的13名石雕高手，刘能风是文化*低、基础*差，但*努力的一个。
在高手云集、名家荟萃的雕塑工厂，刘能风如鱼得水，在名师指导下迅速成长，这一干就是6年。6年里，刘能风跟随川美院长叶毓山等雕塑大师奔赴全国各地，先后参加了重庆市《歌乐山烈士纪念碑》、两路口《贺龙同志与运动员》《江竹筠烈士像》以及广西、云南、黑龙江、四川等地的大中型城市雕塑的制作。刘能风以其娴熟的技法、精湛的技艺受到专家和同行的好评。
艺成受邀返乡创业
1992年，大足为了发展旅游，创办了一家大足石刻艺术品公司，准备大力发展石刻旅游工艺品，于是家乡领导盛情邀请刘能风回家乡发展，把大足石刻的技艺发扬光大。
刘能风说：“是**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机会，让我从一个杀猪匠成为了石雕技师，我理所当然要回报家乡。”刘能风辞别四川美院，回到了大足。当年10月，刘能风以每年上交4000元的价格，对属于集体性质的大足石刻艺术品公司实行了承包经营。此时，大足石雕工艺品经过10多年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鼎盛时期，全县从事雕刻的工匠、经销商达到2万多人，但技术一直提高缓慢，作品并不精细，只能充当纪念品，不能成为工艺品。
刘能风回大足后，立即招募了10多名有石工基础的农民，专门租用了一块场地供大家训练，将自己在四川美院雕塑工厂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倾囊传授。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工人们的**批产品出炉，他随后将这批石雕作品送到重庆各大宾馆、商场和工艺品店代销，结果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
独创紫袍玉石雕，享誉世界
刘能风还创新发现了一种专门用于雕刻的石材——紫袍玉。1993年，由刘能风首先开发、研制、生产的紫袍玉石雕，因为纯手工精雕细琢，成为独特的旅游纪念品、珍稀的收藏工艺品、高品位的馈赠礼品，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香港等40多个**和地区。
在刘能风的带领下，大足专营紫袍玉工艺品的公司、合作社、专卖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事石雕的人员*顶峰时达到10万人。1994年，刘能风因精湛的石雕技艺和为发展石雕生产做出的独特贡献，被重庆市文化局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
依托大足石刻巨大的艺术创作资源，刘能风的作品开始崭露头角。2000年，在首届重庆市旅游商品新产品设计开发大赛上，刘能风选送的紫袍玉石雕获得一等奖；2002年，在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上，刘能风的作品荣获金奖；2006年，在第三届中华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并多次被重庆市委、市政府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
随着大足石雕艺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反过来促进了大足石刻的旅游发展。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型石雕代表重庆屡获殊荣
除了小型的石雕，刘能风还涉足大型石雕。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首次在中国的昆明举行，刘能风1∶1原样仿刻的文殊、普贤、媚态观音三尊大型石雕代表重庆参展，结果获得室外单项设计制作大奖，一举全国出名。
2006年的沈阳园博会、2010年的上海园博会，刘能风的大型石雕均代表重庆民间工艺品参展。2001年，刘能风还曾两度应邀到美国西雅图表演石刻技艺。
刘能风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声名远扬，他创作或指导雕刻的作品还“漂洋过海”到了40多个**和地区。
获评全国工艺美术大师
伴随着技术和产品的成熟，荣誉也接踵而至。2004年，他被表彰为全市十大杰出技术能手，获得了**农业部授予的“农民高级技师”职称，重庆市民间艺术大师等称号，还先后被评为重庆工艺美术大师、联合国教科委民间工艺美术家。
2009年，大足石雕被重庆市政府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能风被正式命名为大足石雕第十六代非遗传承人;2010年，刘能风设计制作的汉白玉佛头在“第三届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节”上被**文物局、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评为“中华民族艺术珍品”;2016年，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评选为**届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大师;2017年10月，刘能风应邀参加了第十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刘能风亲自设计和制作的紫袍玉——观音系列作品，经过专家组层层评选，*终获得2017“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去年11月，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承办的首批“大国非遗工匠”认定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一个月的公开报名和严格审核，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正式公布首批“大国非遗工匠”认定名单，刘能风获此殊荣。
在刘能风的院子里，重庆晨报记者看到这件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的千手观音复制品，只见一块一米见方的紫袍玉石板上，刘能风完整地复刻了大足石刻的瑰宝“千手观音佛像”，作品精细美观，层次清晰，石头天然的紫色和褐色设计精巧，各个细节丰富得惊人。
如今，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基本稳定在300万左右，在他的培养下，弟子中已经有多位获评为石雕大师，弟子蒋根华更是成了他的接班人，也是大足石刻第十七代非遗传承人。“我会把我所有的技术和经验传承给他们，让大足石刻的石雕技术代代相传下去。”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范永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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