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可以做亲子鉴定？
宋聪聪律师
擅长:婚姻家庭
张保刚律师
擅长:公司法务
擅长:损害赔偿
擅长:劳动工伤
擅长:税务合规
朱哲雨律师
擅长:合同纠纷
李昌锁律师
擅长:经济纠纷
李金杏律师
擅长: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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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上户口大概需要多少钱
你好，上户口亲子鉴定属于司法亲子鉴定，单亲2人2400/例，双亲3人3000/例。
每个地方的收费会有差异，例如首都北京、国际大都市上海，这些城市的消费肯定高，所以这个价格，不是通一的，但费用过高或过低都要慎重。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您！
北京无创胎儿亲子鉴定流程？
网友：北京挺好亲子鉴定
汪峰的前妻叫葛慧杰，嫁给汪峰的时候才十七岁豆蔻年华，可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她还是嫁给了汪峰并且还给汪峰生了个女儿小苹果，本来也是一个幸福美好的三口之家，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还真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后来汪峰觉得葛慧杰太爱玩游戏，然后还不怎么顾家，不照顾自己也不照顾女儿，所以*后就和葛慧杰离婚了，带着自己的女儿小苹果生活。
再后来就遇到了章子怡，据说是什么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后来竟然也是莫名其妙地就结婚了，或许是两个都经过很多事情的人，好不容易感觉自己的心又开始狂跳了，不愿意彼此错过吧。大家也是觉得有点怪有点诡异，当时传出的章子怡的妈妈看不上章子怡的男友撒贝宁，章子怡和撒贝宁好像都还挺伤感的，后来小撒娶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媳妇，很是乖巧听话而且也没有看不起自己的丈母娘，章子怡就有点突然的和汪峰走到了一起。
汪峰和章子怡结婚之后，也好像是真的遇到了自己一辈子的真爱一样，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宠妻狂魔，而且这样的男人也学会恋妻了，而且章子怡对汪峰的女儿小苹果也是非常的好的，据说是视如己出这样的好，这好像又成了一个幸福美好的三口之家了。虽然后来章子怡和汪峰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好像对小苹果都是挺好的，并没有说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再对小苹果好。
事情要是一直都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的，不说是成为佳话吧，也是值得别人去学习的，但是近日突然传出汪峰要带着小苹果去做亲子鉴定，很多人都有点懵了，这是要闹哪样，是汪峰自己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还是说这个四口之家有点什么事情了，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和谐呢。
就连前妻知道这样的消息后都说汪峰没有人性，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色厉内荏啊，还是说是真有什么事情自己害怕了。但是汪峰一直都是说要给孩子上户口了，这是必须的过程，但是好像我们普通人上户口也没有听说过都要去做亲子鉴定的，或许我们只是普通人，也没有多少财产什么的能够继承的吧，或许也是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还不如跟朋友买点花生米弄瓶二锅头聊聊天，毕竟平时的零花钱本来就不多。
但是也有人认为是章子怡让汪峰这样做的，还有的说什么撒贝宁明智，还好当初没有和章子怡走到一起，这都要感谢章子怡有一个国民丈母娘，也有的说汪峰是不是还是想要个三口之家呢，小苹果在家里占地方了吗？毕竟小苹果一天天的长大了，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小苹果来说就真的比较残酷了，要是亲子鉴定是亲生的，那么小苹果心里会不会留下什么阴影，要是亲子鉴定不是亲生的，那么好像就更惨了。
但是汪峰要仅仅是为了上户口带着小苹果去做亲子鉴定的话，那为什么不带着自己和章子怡的孩子一起去呢，反正将来也是要上户口的，带着他们一起做了，两个孩子之间也不会有什么，汪峰自己也不用担心了，大家也知道汪峰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确实只是为了给孩子们上户口，这样多好啊。关于这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希望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我不知道打孩子也犯法，直到医生报案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6月30日，刚从法院办完社区矫正交付手续的姜杰（化名）反复搓着手。就在十天前，经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是门头沟区检察院今年办理的一起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
医院会诊认为3岁女童可能遭家暴
果断报案
2月27日上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儿童医院一改往日的嘈杂与忙碌，仅有少数患儿在家长的陪同下有序就诊。然而，平静很快被一阵急促的救护车鸣笛声打破，一名抽搐伴有昏迷的3岁女童被送来抢救。
急诊科值班医生迅速就位，对女童进行了急救处理。没多久，女童的意识渐渐恢复，这让医生暂时松了一口气。然而，医生通过手检意外发现，女童双眼周、右面部可见淤血吸收痕，背部下方可见多处陈旧伤，后经影像学检查，诊断女童左侧额颞顶枕颅板下出血，伴蛛网膜下腔出血。
“孩子自己不小心摔伤了头，家附近医院治不了才转诊过来的……”女童妈妈这样的说辞可信吗？还得拿专业鉴定说话。
2月28日，经过多科室的专家会诊，北京儿童医院作出专业判断，认为女童受伤可能是家庭暴力导致。随即，该院通过保卫处向驻院公安民警报了案。案件当日移交至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办理。
父亲自供
因一时冲动摔伤女儿
蓝背心、灰短裤、一双花拖鞋，作为一名快递员，姜杰皮肤黝黑，穿着十分俭朴。他告诉记者，孩子昏迷时，他正在上班，是其妻子拨打“120”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的。当天下午，分拣完包裹后，姜杰匆匆赶到医院。
面对医生和警察的询问，姜杰坦承孩子头部的伤是他造成的。姜杰回忆说，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妻子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吵，姜杰一气之下把女儿重重摔在地上，“孩子脑袋后面当时起了一个包，短暂晕厥了一会儿，后来又很快清醒过来，我和妻子都没当回事。”
“稳重”“脾气也挺好”，姜杰这样评价自己的个性，之所以将孩子摔伤，他解释为“一时冲动”。“那段时间，我父母都得了重病，我精神压力比较大。事发当天，妻子吼女儿，我实在看不惯了，积压在心里的坏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因家庭内部矛盾，用暴力手段致子女受伤，这种案件并不多见。”门头沟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李凯旋告诉记者，该局迅速对案情进行审查。经法医鉴定，姜杰的女儿为重伤二级，遂决定立案并在**时间向门头沟区检察院通报情况。
涉嫌虐待还是故意伤害
3月初，经公安**提请逮捕，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捕决定。
一提起父亲故意摔伤女儿，老百姓往往会将这种行为与虐待联系在一起，姜杰故意伤害女儿一案为什么没有定性为虐待罪？
门头沟区检察院**检察部检察官刘玉霞解释道，虐待罪的主观故意主要是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故意伤害罪的故意是出于对被害人人身健康的损害。在犯罪的客观方面，虐待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或连续的折磨和摧残；故意伤害不存在连续性和长期性，往往是一次行为，偶尔的殴打、体罚以及因家庭纠纷发生打骂等行为，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
刘玉霞介绍说，被害女童之前一直被寄养在湖北，元旦左右才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亲子关系并不融洽。姜杰明知道孩子身体娇嫩，仍将孩子头朝下摔在水泥地上，具有间接的故意，同时被害人的伤情并不是虐待累积造成，“姜杰因冲动致孩子重伤，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4条第二款规定，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严格审查变更强制措施
5月初，姜杰涉嫌故意伤害女儿一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姜杰认罪悔罪，同时也向检察官吐露了自己生活的不易：妻子患有智力残疾，不能外出工作，母亲患癌症急需手术费用，希望能够早日出去**养家。
检察**走访调查了解到，姜杰的妻子属于智力残疾三级，对周围环境辨别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有限，日常只能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养家的重担压在姜杰一人身上。
鉴于被害女童身体恢复较好，5月25日，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在办案的同时，门头沟区检察院还为被害人申请了小额爱心基金和社会救助，并对被害人的母亲实施了心理疏导。而这种救助工作，还将会在一定时间内持续。
“感谢检察院为我做的一切，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养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好对待家人……”姜杰说。
检警呼吁全社会
共同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如今，姜杰一家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姜杰特别对记者表示：“我并不埋怨医院报案让我获刑，恰恰是医院报案给了我一个深刻警示——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法律意识，多考虑考虑家人。”
“本案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典型案件。”刘玉霞介绍说，我国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均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报案举报作出了相应规定，实践中，检察**与公安**也建立了案件通报机制。
在积累各地办案经验的基础上，今年5月，*高检等9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了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后须立即报案。
在刘玉霞看来，强制报告制度已获得全社会逐渐认同，使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能够及时被发现，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等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也为司法**通过办案推动形成上下一体、协作联动、及时有效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刘玉霞和李凯旋共同呼吁，希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各类行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如果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应立即向公安**报案或向检察服务热线12309举报，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守护“祖国的花朵”。
来源：检察日报
文字：徐日丹
每一个假期，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的“大好时机”。小一点的孩子，需要通过电子屏幕与亲人视频，或玩一些知识启蒙类的游戏，而大一点的孩子则需要手机或平板电脑应对线上辅导班，如今的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屏幕也不得不放弃绝对禁止的原则。但这并不代表家长会完全放心地把电子屏幕交给孩子，监督甚至经常动用家长的权威来禁止孩子在不必要的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可能是很多家庭的常态。
然而就长远来看，如今的电子产品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一样，它终究会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婴幼儿时期父母管控孩子使用电子屏幕比较容易，但是对于9岁以上的孩子来说，粗暴地禁止则容易引发家庭战争。
在《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家长应该从婴幼儿时期就积极介入孩子对电子屏幕的使用，让电子产品变成孩子认识世界的帮手，而不是让他们沉迷的魔鬼。她收集了来自500个家庭使用电子屏幕的规则。这些规则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有这么多家庭都是如此相似。
以下内容摘编整理自《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内容有调整和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 | [美]安雅·卡梅内兹
摘编 | 申婵
《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 [美]安雅·卡梅内兹 著，沈东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01 不同家庭的电子产品使用规则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教授、“数字未来下的育儿”（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研究课题负责人索尼娅·利文斯通说，“家长们对互联网传达的危险信息恐慌不已，当家长寻求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建议时，他们往往能找出十种办法来说‘不要’，却找不到一种方式说‘要’”。
然而矛盾的却是，尽管父母并不希望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却已经无法再淡出我们的世界。根据尼尔森公司2016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12分钟，其中6.5个小时是看电视或电影；上述数字不一定包括工作相关的时间。类似的，“常识媒体”（The Common Sense）网站在2016年发现，家长每天的多媒体使用时间将近9个小时，其中82%与工作无关。手机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延伸大脑。
现在有许多家长，特别是那些相对富裕、忧心忡忡，构成育儿书籍主力消费人群的家长认为自己的职责主要是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为此他们尝试了多种儿童电子屏幕使用规则。
我曾发起过一次网上调查，询问人们在家里是如何看待屏幕问题的，之后，我单独联系了很多家庭，跟他们坐下来详聊。我的样本集中包含了500多份回复，包含各个民族和种族，不同教育水平，有大城市的，也有城郊和乡村的。调查结果呈现了一些大致的主题。大多数家长是按照以下几种标准来制定电子屏幕使用规则的。
时间标准
*普遍的制定标准是时间。我收到的550份回复中有360份提到了“时间”，114份提到了“小时”，还有58份提到了“分钟”。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普遍的一条规则是“每天一小时”。
这条策略的好处是简单，但坏处是它基本上是随意定的，因此难以解释原因和强制执行，尤其是对大一点的孩子。它也过于粗暴，区分度不够，比如说没有区分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
下面给出一个详细版本：
平时每天能看一定时间的电视（1小时），周末可酌增。平板电脑每天*多使用1小时。使用两种科技产品之间可间隔几个小时。——来自一位家里有两个孩子的郊区父亲。
场合标准
第二大标准是场合，也就是规定每周或每天可以使用屏幕的场合，或者反过来，规定每周或每天不能使用屏幕的场合。“餐桌上绝对不许有电子产品！”一位家里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说道。
电子产品影响睡眠的说法似乎已经传开了——很多家长提到晚饭后或睡前一小时不许使用电子产品。
对于担心屏幕会排挤掉其他有益活动的学者来说，以场合为标准制定限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养成每日的常规能让孩子安心，也有助于引导，如果刷牙等行为养成了习惯执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但是这种策略本身并不涉及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
前提标准
场合标准的另一面是前提标准，许多家长，特别是孩子比较大的家长都会制定此类标准。一条经典规则是：做完作业才能使用科技产品。另外，强调户外玩耍的规则也比较常见。
健康和教育是**位的。所以，只要他们完成每天的家务，写完作业，保持住成绩，课外活动表现得好，吃得好，睡得好，那就可以使用科技产品。要用努力来换。 ——来自一位家里有四个孩子的郊区母亲。
一位昵称是NarrowbackSlacker的博主发了一篇点击量超过70万的帖子，一举带火了前提标准。她是一位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一双儿女都是10岁出头。她说她不会限制屏幕使用时间，而是要求孩子在使用电子设备之前完成以下要求：
至少读书25分钟；
做完作业；
在日历上标记好考试日期或其他截止日期，跟爸爸或妈妈定好共同学习的时间；
至少进行45分钟创造性的、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
整理好房间和床；
至少做一项家务（详见家务表）。
有些孩子年纪比较大的家长告诉我，他们会每天更换家里wifi密码，以便执行“先做完家务和作业，再用电子设备”的规矩。
内容标准
大多数按照时间、场合或前提制定规则的家长也会试图考虑内容问题。
例如，家长会试图避免青少年上很多社交网站，或要保留监督的权利。“不准在社交网站上加陌生人为好友。”一个孩子刚过10岁的母亲说道。“妈妈要知道所有的密码。”另一位妈妈写道。
与专家一样，有些家长更喜欢孩子使用教育类应用，而不是看电视；还有些家长更关心电子游戏潜在的成瘾性，而不太担心电影或电视节目。
“如果我们感觉孩子有了过度的负面表现，我会禁掉那些影响其行为的节目。”一位家里有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小镇妈妈说道。
方便标准
当你限制孩子的电视和游戏时间时，你就放弃了自己的宝贵空闲时间。对于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家长，以及我本人来说，这都是内部冲突的一大来源。早晨要收拾出门，去餐厅，去医院……有这么一样能吸引孩子注意力的东西，严守规矩是很难的。
“实话说，那要看我的紧张或忙碌程度！”一位妈妈写道。
“除了特别需要让他们去干别的事的场合（我见客人的时候），我一般不让他们玩我的手机。”
总体来说，如果是旅行、生病这样明显的例外情况，开方便之门比较容易解释和遵守。但是如果没有出门，或者随便某个周四的上午11点呢？如果这次你同意了给孩子手机，下一次还怎么能说不行呢。
“我们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妈妈说行就行，妈妈说不行就不行。”一位有两个孩子的郊区妈妈说。
当然，根据家长的方便程度来决定孩子是否可以使用屏幕的规则太模糊，执行起来就很费劲，而且会引发极大的冲突。
方便标准就是家长放弃管束时采用的规则，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间断强化”。这是养成容易去除难的一种训练方法。甚至会导致孩子玩屏幕像注射海洛因似的，玩起来没个够，只要关掉就会哭。
情绪标准
说到哭，许多家长都会因为孩子使用多媒体后表现出的负面情绪而限制屏幕时间。
“他好像不开着电视就不乖，我觉得很困扰，从那以后就开始限制他看电视了。”一位七岁孩子的母亲说道。
他们看屏幕太久，眼睛都看直了……我就不让他们看了，一名家里有两个刚上学的孩子的家长说道，“只要不让他们看屏幕，我家孩子就生气，就跟戒断反应似的。我怎么才能避免这种呆滞的状态呢？”
许多家长都观察到接触多媒体和闹情绪之间的关联，这也得到了研究支持。根据情绪来管教是一种符合直觉、灵活的办法。但是对孩子来说，它同样显得专断模糊。而且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在孩子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与其商谈或设定严厉的规则。
加拿大儿科医生、“巧用屏幕“项目的发起人汤姆·瓦沙沃斯基（Tom Warshawski）给出一个简单的建议：让孩子看55分钟，*后5分钟用来平缓情绪。你要是突然掐掉的话，孩子肯定会怒气冲冲的。”
其他标准
有些家庭将屏幕时间作为做好事的奖励，或者用没收/返还电子设备的办法来确保执行时间和前提规则。
我们实行屏幕券制度。每周*多10张，每张可以使用屏幕30分钟。周日发放3张，其他券都需要读书或学数学获得。——来自一名7岁孩子的家长。
一位家长将平板电脑时间用作激励：读书半小时，平板电脑半小时。
电子产品放学后没收，写完作业后返还。如果做作业需要用到电子产品（孩子年纪大了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会使用‘自我控制’应用，屏蔽*容易让他们分心的软件。——来自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
大多数专家认为，以上由家长单方面制定简单的时间或内容规划比较适用于婴幼儿。但是当孩子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的能力之后，盲目的阻止并不可取。即便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的责任也不能只是禁止这样而已，而是去帮助孩子理解他从屏幕中看到的内容。
02 孩子、家长和屏幕的三者关系
美国儿科学会曾在1999年首次提出，2岁之前不准看电子屏幕，2011年又再次发布了这条建议。2016年秋季，美国儿科学会发布了“建议书”的正式版，“2岁之前不准看电子屏幕”的规则被删掉了，现在的说法是：只要有大人陪同，哪怕是很小的婴儿，视频聊天很可能也不会有坏处。但不要让孩子独自使用多媒体。
现在美国医学界，也包括参与起草该建议的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塔基斯在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拥护对儿童屏幕使用“减害”（harm reduction）策略。减害（即减少伤害）属于公共健康领域的方法，更常见于（抑制）非法药物滥用。减害策略的前提假设是：当局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某种特定的行为从全体人口中消灭。因此，更现实的做法是公开化，把问题摆明了讲。
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看卡通片的孩子。当一种活动已经极为普遍时，减害策略似乎比直接禁止要更切合实际。学者们正在呼吁对此投入更多研究经费，而对于家庭来说，孩子一天天长大，*好的方法就是与孩子交流分享，注意危险信号，依赖自己的直觉。
合理的电子产品使用策略不只是限制时间、地点和场合那么简单。婴幼儿阶段要强力介入，之后逐渐放手，帮助孩子形成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电子产品使用方式。婴幼儿阶段是父母*能够掌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阶段，因此也是家长关注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情况的*佳时机。
在过去的15年，科克·瑞恩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3岁左右的孩子有能力将电视里习得的知识（例如生词）转移到现实语境中——15个月大的婴儿或许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前提是有家长的积极帮助。快节奏的电子游戏也能够提高阅读困难症患儿的阅读能力，成效相当于难度大得多、也枯燥得多的传统阅读练习，甚至较之更好。
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的那句名言：“技术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但也不是中立的。”身为父母，在试图减轻科技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责任促进科技好的一面的影响，因此家长的参与很重要。
德州理工大学的埃里克·拉斯穆森在2009年转向多媒体影响研究，他说在这个领域，有一股潮流是不再将多媒体视为孩子和屏幕之间的双向关系，而是视为孩子、家长和屏幕的三方关系。家长是影响子女对多媒体反应方式的*重要因素。
家长的影响力要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强。父母是孩子听到的**个也是*响亮的广播员，这就意味着子女今天如何去听其他的信息，包括来自多媒体和同龄人的信息，其基调就是由父母奠定的。“影响”较之控制更为直接。正如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孩子们更可能效仿父母的做法，而不是听从他们的言语。
如果不容置疑地要求孩子听话反而会让孩子容易“听到什么就相信”。如果和孩子讨论时事话题，向他们提问题，这便营造了一种环境，让孩子有可能去思考多媒体或社交平台获得信息中的复杂性。而且规矩对9岁以上的孩子效果也不好。
美国儿科学会成员大卫·希尔（David Hill）博士建议，学龄儿童应该参与到制定多媒体使用规则的过程中。问他们该怎样使用电子媒体才合适，违背共同制定的规矩又应承担何种后果。当制定家规成为双向的对话时，孩子们可能也会要求家长改变自己的行为，你对这种要求的感受取决于你的育儿方式是否民主。
03 父母可以这样参与孩子的屏幕时间
如果一种媒介——书籍、歌曲、视频、绘画应用、动画片——有利于亲子之间的积极互动，那么孩子就能从中获益。
科幻小说家兼记者科瑞·多克托洛（Cory Doctorow）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他给2岁的女儿讲《杰克与魔豆》的故事，一边讲一边在线搜索图片，以便让女儿对竖琴、鹅和巨人形成大致印象，还搜索不同版本的巨人豆茎的口头禅（Fee,Fi,Fo,Fum!）视频，接着父女俩用自制道具表演了剧中的情节。
他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笔记本电脑游戏挺好，这不是被动的、催眠式的、孤独地看电视。相反，那是一种共享的体验，很需要想象力，要围着屋子跑，将现实世界、故事世界和游戏混合在了一起。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媒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是全美首屈一指的新媒体研究学者。他说在儿子四五岁的时候，父子俩曾尝试用计算机写故事。“我们分两步走。前一天晚上读一篇故事，后一天晚上写一篇故事，输入到计算机里，配上插图，然后发给爷爷奶奶。一整套出版社的业务。”
在詹金斯看来，这种活动不只是与远方家长交流，锻炼读写能力的一种有趣方式，也是了解儿子如何对待流行文化的一个机会。他建议“父母可以围绕多媒体与子女进行对话，这样能够很好地了解孩子的动向”。
詹金斯说，父母作为观看者和参与者认真对待子女在上网时习惯和兴趣是有好处的。不仅要认真对待，还要思考孩子到底用屏幕做什么产生兴趣，从观看的节目，使用的应用和玩过的游戏中能获得什么。趁着孩子还小，渴望父母关注的时候开始交流吧，当孩子长到十几岁、想要隐私的时候，沟通的路线已经铺设好了。
詹金斯建议，我们在餐桌上可以这样问，“上学怎么样？”“游戏玩得怎么样？”“你今天在网上看见什么了？”这比安装跟踪上网记录的软件，或者非要孩子在社交媒体上加自己为好友的做法要强太多了。研究表明，如果你监视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拿某一种社交媒体账户应付你，自己和朋友们用另一种社交媒体，而且不会告诉你另一个账户的事。
伊藤瑞子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文化人类学家，她说，网络是学习新知、公共参与、探索兴趣的绝佳媒介。孩子们能利用无比丰富的网络资源深入挖掘自己的兴趣，学习新技能或者探究技术的原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将孩子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为子女提供相应的空间。她提出“支持”与“拓宽”（或者叫“翻译”）这两个针对电子屏幕的育儿习惯。
支持是认可孩子的好奇心，真正地鼓励孩子“玩技术”。而“拓宽”指的是当孩子对电视或手机应用里的某样东西感兴趣时，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将这种兴趣与其他知识领域联系起来。比如玩《星际争霸》时，可以将这款游戏与学校里讲的关于战争和社会等级的知识联系起来。不要跟孩子说“你玩的时间太长了”，而要说，“这游戏好玩在哪里，给我看看吧！”
04 我是这样做的
我是作家、研究员和新闻达人，我的爱人亚当是程序员和游戏玩家。在制定家里的屏幕使用时间规则时，我管得比较松，而亚当比较严，所以需要我们彼此做出妥协。我们希望能融合各自对多媒体和数字技术的正面经验。
大女儿2岁前，我们严格执行“孩子入睡前不看视频”的规则。2岁后，我们开始允许她在周六、坐飞机或坐车超过一个小时、生病的情况下看视频。周六基本没有时间限制，只是晚饭前要关电视，还有少数内容限制。如果她感到害怕或难过，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会把视频关掉。我老公不许孩子看主题不受他认可的节目的情况比较多，比如通篇讲购物和八卦的芭比娃娃电视剧。
有了每周只有一天看视频的规矩，我们家就不用制定每天的时间安排了，也用不着应付孩子不断提出的“再看一会儿”的要求了——我经常听到其他家庭抱怨这种烦人的情况。我们会尽量陪孩子一起看电视或玩游戏，至少事后会讨论她看到的内容。亚当在这一点上做得比我好。
女儿在周六视频关掉后闹过几次，我*后决定和她一起解决这个“过渡”问题。打开视频之前，我们会计划好看完后要做的活动。我们还会提醒她，如果她关视频的时候又哭又闹，下一次就不许她再看了。
平时，我们会经常和孩子一起用手机查询答案或搜索图片。有一天早上，女儿问到什么是“爱斯基摩”，我们就在网上看了大约15分钟关于艾迪塔罗德人和因纽特人在北极圈内的生活短片。
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女儿经常在每周不能看视频的漫长时间里运用想象力回到自己钟爱的故事世界。为了鼓励她的这种玩耍方式，我们给她买了纸质版的故事书和很多表演服装。
三四岁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换上表演服，要求我们装成她喜欢的节目里的角色陪她演戏：《花木兰》《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如果她要求的话，我们开车的时候还会播放电影音乐和有声书。
四岁的时候她开始在预备幼儿园里用平板电脑，于是我们家里也买了一部。我们对游戏和应用的数量做了限制，有一些是教育类软件，也有一些娱乐软件。我们规定每周*多可以玩3次平板电脑，每次20分钟，但她基本只有周日才会要求用平板电脑。
与我们家相比，她的大部分小伙伴对屏幕使用都要更随意一些。如果她跟朋友出去玩一下午，我们也不会为她捏把汗。如果时间超过一个下午，比如我们有一次和其他几家搭伴租了间度假别墅，我们会温柔地鼓励看电视的女儿停一会儿，做些其他活动，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他孩子也经常愿意一块儿不看电视。
校对 |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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