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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大为38亲子鉴定是什么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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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亲子鉴定在哪个科室几楼
不客气的说，这个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亲子鉴定就是一家骗子公司。网上已经有多次市民进行了投诉曝光。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亲子鉴定并不是**司法鉴定机构，更不代表业界的权威，它仅是一家拥有DNA图谱分析仪，偷偷进行亲子鉴定的机构而已。
网友：做亲子鉴定那个电视
在DNA鉴定所，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同睡一张床的夫妻，可能也并不了解对方曾经干过什么。在这里，诸如爷爷睡了儿媳妇，富商成为“回头客”的情节，因为发生过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会骗人，贤惠体贴的家庭妇女会说谎，唯一可能指向诚实的，只有存放在鉴定所两个大冰柜里的样本。
真相究竟如何？鉴定师们能让它们开口说话。
一
戏剧性
总的来说，没人能预料这里会发生什么。
小部分故事伴随着失控展开。在三楼朝阳的会议室，一对夫妻曾在这里大打出手。男人的钱包、手机、银行卡相继被女人丢到窗外。据说他十多年来对外宣称自己单身，事业有成之后，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与此同时，他十来岁的孩子神情淡定地坐在旁边，观看父母打架。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刚给小三付完鉴定费的原配妻子，转头冲向没有防护栏的窗口，幸好亲生儿子眼疾手快，*后把她拦了下来。
也有些人因为过于坦然，反倒看来有些惊悚。一位怀孕16周以上的女人，曾同时带着四个男人来做DNA鉴定，比对谁才是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四个男人站在一旁，热络聊天，互递名片。要是忽略一旁暗自惊叹的鉴定师，场面简直和谐得诡异。结果出来，四人和女人腹中胎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人松了口气，愉快离开。
存放在冰柜里的样本
在北京顺义区空港科技创业园，中正司法鉴定所位于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每天都有怀着沉重困惑的人们来这里一探究竟，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与你在地铁上、大街上、沙县小吃里会遇到的普通人并无区别，人生经历的狗血程度却能和电视时代的八点档比较一番。
鉴定所的客流量，通常在学生寒暑假和大年初七达到巅峰，高出淡季百分之二十几，据说酒精、吹牛和聚会往往是一切怀疑的开端。
除了顾客，抱着猎奇心态前来探访的媒体也络绎不绝。在新闻报道中，写作者们*爱用的一个标签叫做“婚姻粉碎机”。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要镇住这样一家DNA鉴定所，必然得有个撑得起场面的老板。如果你在这里见到一个遇见谁都能侃侃而谈、好茶相待的中年女人，那就是邓姐。如果你见到的是一个能和撒泼顾客不留情面、拍案对骂的凶悍女人，那也是邓姐。
邓姐本名邓亚军，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干练短发，脸上常年带着淡妆，看不太出年龄。上世纪90年代，她在西安当过法医，切过尸体，破过大案。后来回到学校深造，拿到了法医学博士，毕业后进了DNA鉴定所。
入行十八年，邓姐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能跟她做朋友都是件值得吹嘘的事情，她曾有朋友跟自己爱看《知音》的母亲说，“你每天去我姐的实验室待着，这块的故事可比《知音》精彩多了。”
*具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当时邓姐帮无锡的一场“寻亲会”做公益，她遇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她和父亲的血样过来做鉴定。据说她母亲怀孕时，父亲已经做过结扎，怎么都不肯相信孩子是自己的，还把母亲撵出了家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DNA鉴定技术还没有出现，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女人的身份。母亲独自把她生下，*终在她十几岁时郁郁而终。
四十多年，女人在邻里“野孩子”的指点声中长大，度过了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前半生。
然后她拥有了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机会。几天后，鉴定师打电话告诉女人结果时，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她活了四十多年，被父亲赶出家门四十多年，而后终于抵达了一个确定的结果：支持。
邓姐说，“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雷雨》故事。”
二
真相的意义
在邓姐的鉴定所，每年接到的案子会随着**政策的调整在1700-10000左右的数量区间波动。
许多故事发生的契机非常简单，孩子需要落户、需要补开医学证明、需要确定谁来支付抚养费，但*终的真相往往会引出一系列惊人秘密。
邓姐常接到法院委托的案子，帮忙确定亲子关系。曾有一家四口来找她做鉴定：父亲、女儿、儿子，和女儿生的孩子。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讲述中，他们需要确定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来判定谁给女儿的孩子支付抚养费。
邓姐乍一听懵了，“父亲是谁，你带来了吗？”
一个更让她震惊的回答接在后面，“要么是她弟弟，要么是她爸爸”。
*终，鉴定结果出来，小孩的亲生父亲是他姥爷。讲述时，怕这些人关系太绕，邓姐又解释了一句，“他该管他姥爷叫爸爸，管他舅舅叫哥哥。”
也有些故事，无关法律流程，无关金钱利益。人们来做DNA鉴定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吃力不讨好的情况总在发生，在动物亲缘鉴定中尤为常见。邓姐去山西的小山沟里做过牛的案子，通过DNA比对，判断村民家的牛到底是不是从别人家偷的，出诊费和鉴定费加起来将近一万，甚至超过了这头牛的价格。但他们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真相永远高于性价比。
鉴定所用于实验的血样
真相是鉴定师的职业坚守，它为迷离的故事写下确定的答案，但有时也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前些年，产前无创鉴定技术还没有普及，孕妇给胎儿做亲子鉴定通常需要抽羊水，而这大约会有1%的流产风险。寻常夫妇中，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但邓姐遇到过一个坚持要抽羊水做鉴定的女人。
羊水取样的时候，出了些小插曲。医生进了手术室三次，又出来三次，说女人完全无法配合，一准备抽羊水，她就崩溃大哭，羊水根本抽不出来。
直到医生在手术室里和女人聊过，*后一次成功抽出羊水后，邓姐才从医生口中明白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少精症患者。她怀孕后，全家人都不相信胎儿是自家的，认为女人出轨了，对她百般苛责。她心里气不过，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家人看到真相。
*终的鉴定结果证明了她的清白，孩子是老公亲生的。丈夫一家转过头开始弥补，但是女人坚持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诉讼。邓姐能够理解女人的选择，“孩子是他们家的，他们才突然对她好了，她不接受”。
三
信与不信
有时候，邓姐也说不清楚有些人为什么要来做鉴定。故事的展开像是一团迷雾，有时甚至能够蒙骗过所有人。真假难以通过争论辨认，只有证据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邓姐遇到过一家五口人来找她做鉴定。爷爷带着奶奶、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倒汽车，再倒地铁，来到鉴定所。
*年长的老头子主动和邓姐提起他们家的故事，老人家看起来挺有文化，条理清晰地给鉴定师们讲，他们一家人，除了他和孙子，其他人看起来都“不太聪明”，村里人就造谣他孙子是他跟儿媳妇生的。他说自己气不过，要拿着鉴定报告回去，告诉村民们别再乱传了。
老爷子说得义愤填膺，接案的工作人员都在感慨，这个老爷子特别不容易，不远万里，带着这样的一家老小，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清白。
但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孙子就是他儿子”。
电话通知老爷子结果的时候，他依旧很平静，不慌不恼，他清楚自己撒了谎。“本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证明自己根本不清白”。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鉴定所的经典案例，总被拿来给新来的鉴定师们讲，“谁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相信，我们只相信*终的证据。”
DNA提取室
现阶段的DNA鉴定，通过基因多态性将亲子间的数据匹配到极致，伴有双人复核及样本比对等多重纠错机制，准确率通常无限接近10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终的结果。
有些人反反复复求一个不可能的真相。曾有一家三口专门来找邓姐做鉴定，孩子已经20多岁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在上海、北京、南京的鉴定机构做过亲子鉴定，结果都显示，这孩子就是父母亲生的。但母亲始终不信，据说她当年被人性侵过，脑子慢慢地变得有些糊涂，她坚定地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亲子鉴定成为执念的依托，成为心底的疙瘩，无法解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继续。
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教师，整整六年时间，每年都给邓姐写信，问她怎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这位教师已经找过很多机构做鉴定，结果都显示“不支持”。
他也拿着结果问过老婆很多次，他老婆说，这孩子就是他的，做亲子鉴定*看的是经验——结果不对，只能说明他找过的鉴定师们都不可靠。
用于DNA提取的恒温金属浴
如果靠经验，谁才是*有经验的人？怎么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
这个问题邓姐根本没法回复，“你能告诉他你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怎么都证明不了吗？告诉他很多次了，他根本不听。”
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只要做出来的结果不满意，他们就不肯相信”。
确定的结果无非给他们打上又一个问号，愤怒或迷茫紧随其后，但*终，他们还会继续寻找答案——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答案。
相比于人心的执念，有时牵扯上更多利益的结果纠纷，反倒更好解决。
曾有一个律师委托邓姐帮忙做鉴定，鉴定之前，双方客客气气。结果出来，对律师不利，他直接打电话过来骂人，“他把我骂火了，他说我操你妈，我说我操你妈，然后把电话挂了”。对方再也没有打过来。
四
观念变化
2006年，陕西的电视台专门录制了一档晚间节目，请专家来辩论应不应该做亲子鉴定。
和邓姐一起的还有个律师，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维护父亲的知情权。对面持方的一位心理老师，直到节目结束，回到休息室里，还在指责他们，觉得亲子鉴定伤害了母亲的尊严。
但在邓姐的讲述中，近些年的鉴定故事愈发“随意”。有父亲觉得孩子跟自己长得不像，说要不咱去做个鉴定。母亲就说走，去北京做个鉴定，顺便去玩一圈，来到他们这里。
同事给孩子办满月酒时，邓姐还跟她开玩笑说，免费送她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对方反问道，你以为我没给孩子做吗？邓姐心里估摸着，“他们（同事）基本上都做过。”
至于一个不如人意的结果，或者亲子鉴定这个行为本身，到底伤害了谁，又亏欠了谁，人们依旧争论不休。又或者说，人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本就是复杂的，可能很严格，也可能很宽容。
曾有人拿到结果后和孩子反目。结果出来前，父亲还在心疼孩子要抽血，给他准备了一大兜零食拎在手边。拿到结果，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立马变了脸色。孩子跑到脚边，要捡掉落在地上的发票单，父亲上手把孩子狠狠推到一旁。而孩子还因为太小，即便有所察觉，也不能完全理解，生活从此刻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用于做实验的头发样本
但也有些结果，被知晓，被刻意隐藏。曾有一位父亲带着16岁的儿子来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他选择把数据结果保留在鉴定所，藏起这个秘密，一如既往把孩子当作亲生。
这样的男人邓姐见过不止一两个，“首先选择的是保护孩子，其次尽量不让自己的老婆知晓，尽量不破坏自己的家庭。”
同样面对非婚生的孩子，女性通常扮演着一种宽容的角色。
邓姐曾接过一个女人带着丈夫和小孩来做鉴定的案子。孩子是丈夫突然抱回家的，说让帮忙照看。照看了一两年，发现瞒不下去了，丈夫才说了实话，这是他和外面女人生的孩子，但孩子的亲生母亲没几天就失踪了。
接受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一个非婚生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段婚姻里关于欺骗的种种。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能跑会跳的，板上钉钉的背叛的“证据”。
邓姐无从知晓女人的心路历程，但*终的结果是，“无论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我们都会养着。”
不会委屈，不会怨恨吗？
设身处地代入女人的境遇，相信所有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真诚付出的结局，除了面对背叛，还要接受背叛，原谅背叛。
邓姐说，“可能这就是人生百态，婚姻它能包容的东西特别多。”
1996年，朱晓娟与刚找回的“盼盼”合影。
被保姆抱走前的盼盼。
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的1500元亲子鉴定费收据。
河南省高院鉴定显示“盼盼”与朱晓娟具有亲子关系。
刘金心归来后，今年6月，朱晓娟跟他拍了一张合影。A10-A11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26年前保姆偷走主家儿子；22年前河南高院的亲子鉴定让主家找回“儿子”；如今主家拟起诉河南高院
2018年6月12日，朱晓娟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会面不欢而散。对方一句“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彻底激怒她，也让朱晓娟下定决心，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1992年6月10日，朱晓娟年仅一岁的儿子盼盼，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辗转寻子，在河南省兰考县警方的一次解救拐卖儿童行动中，一名外形与盼盼相似的男童引发朱晓娟注意。为确定男童身份，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被解救男童与朱晓娟夫妇“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命运与朱晓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2018年1月，何小平主动现身，并提出愿意送回带在身边的盼盼。经过重庆警方的亲子鉴定，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刘金心与朱晓娟是母子关系，朱晓娟从兰考警方解救行动中抱回养了26年的“儿子”，与其“亲权关系不成立”。
此后，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员，对当年的错误鉴定结论致歉，但强调鉴定过程“不存在违规情形”。2018年7月5日，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正在准备材料，起诉河南省高院。在朱晓娟及代理律师看来，法院开展鉴定业务时，与朱晓娟构成委托关系，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保姆带着孩子消失
朱晓娟今年52岁，在重庆解放碑出生、长大。她的人生，从1992年开始，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之前的26年，朱晓娟一路顺风顺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国企医院做护士，嫁给一名军官，搬进位于解放碑的重庆警备区家属院；之后的26年，用朱晓娟的话说，则好像不断被命运“戏弄”。
1992年6月3日，朱晓娟的丈夫程小平从附近的劳务市场，领回一个保姆。程小平经常出差，他需要一个保姆帮着朱晓娟照顾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盼盼。
身份证上，瘦小的保姆名叫罗选菊，家住四川忠县，刚18岁。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罗选菊进门七天后带着盼盼失踪。大院的保安告诉朱晓娟，早上8点，保姆抱着孩子出门，说是出去买菜，此后再没有人影。
26年后，回忆起这一天，朱晓娟说，自己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慌乱，“心一下子全凉了。”从那天起，罗选菊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再也没有盼盼的哭声。
程小平和朱晓娟按照罗选菊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她老家，家里人说，罗几年前就已经离乡，去了山东宁津县。等他们赶到山东时发现，站在眼前的罗选菊，根本就不是那个小保姆。
朱晓娟此时才意识到，“保姆从进家门时，就骗了我们。”用假身份进入朱晓娟家，带着盼盼悄然离开的保姆，从此消失在人海。而朱晓娟的寻子人生，才刚刚开始。
朱晓娟有一文件包，里面装满各种泛黄的纸片，有剪报，有传单。那几年，朱晓娟和程小平两人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寻找儿子。听人家说，被拐走的孩子，大多会被送到农村和山区，因此朱晓娟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报，反复刊登寻人启事。她不时会接到各种线索，并且随时出发。在盼盼被抱走后的三年间，朱晓娟去了广东、湖南、福建、云南、贵州等，走过大半个中国。
寻找盼盼三年，朱晓娟花了20万元。当时重庆市区的房价，是每平方米一千元。一个原本生活优渥的城市家庭，到了需要靠亲朋接济的地步。
比经济损失更大的，是精神压力。朱晓娟几年没有睡过好觉，神经严重衰弱，听到小孩哭，就会在心里一遍遍地想，盼盼被带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吃苦，有没有被人欺负。”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朱晓娟就翻出旧照。照片里的盼盼，穿着粉色的裤子，手里抓着家门钥匙，瞪着眼睛看镜头。那是部队一个宣传干事在试相机时抓拍到的，照片拍摄完三天后，盼盼就被抱走了。
这张照片，是盼盼留给朱晓娟*后的印象，母子两人的下一次见面，要等到26年后，那时候“一切都变了”。
突然多一个儿子认亲
朱晓娟说，后来“面目全非”的生活，始于一通电话。
2018年1月，朱晓娟接到重庆一家媒体的电话，对方说，一个自称“何小平”的人来向媒体求助，说自己26年前做保姆时，曾从重庆解放碑一户人家中抱走一个男婴，如今“受到一档寻亲节目感召”，想把孩子给送回去。
电话那头问朱晓娟，是否在1992年丢失过一个男婴。
接电话时，朱晓娟刚刚散步回家，电梯里，她有些生气，告诉对方，自己虽然丢过孩子，但是“已经找回来二十多年了”。一旁的小儿子则说，那“应该是个诈骗电话”。
盼盼“失而复得”的故事，充满戏剧性。1995年冬天，朱晓娟夫妇贷款3万元，到河南安阳寻子未果。当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远的兰考县刚刚解救出一批被拐儿童，对方建议两人把孩子照片发过去，让那边辨认下。
照片寄过去不久，兰考县警方传来消息，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孩子的年龄长相与盼盼接近，希望朱晓娟夫妇当面辨认。
朱晓娟和丈夫赶到开封市儿童医院，与那个“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见面。
“**感觉就是不像。”朱晓娟对新京报记者回忆，自己隐隐觉得眼前这个孩子，并不是丢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显得有些兴奋。半信半疑之下，两人决定做亲子鉴定。
当年，能够进行亲子鉴定的机构多数直属于司法**。法律学者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下设法医鉴定机构，并且对外提供鉴定服务，直到90年代后期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检察院和法院的鉴定职能才剥离出来，演化为今日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仅有公安系统依旧保留独立的法医部门。
朱晓娟选择了距离*近，具有鉴定资质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郑州留下血样后，便回到重庆等消息。
20天后，没有等到结果的朱晓娟主动致电，对方告知，鉴定已经完成85%，但因为“实验室停电”，结果还没有做出来。又过了将近20天，朱晓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鉴定书。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鉴定书上，盖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鉴定过程显示，通过对朱晓娟、程小平夫妇，以及被拐儿童血样进行血型和DNA指纹检验，三者的DNA图谱“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
据此，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作出鉴定结论，认定被拐儿童与程小平、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盼盼”找到了。回到重庆那天，朱晓娟一家举行了欢迎仪式。此前的1993年，盼盼丢失的第二年，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朱晓娟生下第二个孩子。如今“盼盼”回家，这个家庭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
来电话的女记者没有放弃，加了朱晓娟的微信后，发来几张照片。朱晓娟仔细端详照片里那个年轻男子的脸，浓眉、大眼、短鼻、圆脸，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儿子很像。
直觉告诉朱晓娟，照片里这个孩子，可能真的跟自己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养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谁？
“真假”亲生子
何小平准备送回来的孩子，名叫刘金心。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何小平说，自己家住四川南充，曾经在老家先后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1992年，21岁的何小平离开南充，来到重庆以当保姆为生，并被程小平领进家门。
按照何小平的说法，自己把盼盼抱走，是依据老家的风俗，从外面抱一个孩子回去“镇命”。就在朱晓娟从河南领回孩子的那一年，何小平生下一个女婴，盼盼的“使命完成”。
何小平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原本打算将盼盼送回去，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后“要坐牢”，于是一直没有行动。直到近期看了电视上一档寻亲节目，加上自认为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才决心将孩子还给朱晓娟。何小平因涉嫌拐卖儿童罪，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监视居住。
2018年1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朱晓娟和刘金心进行血样采集，1月26日，鉴定结论显示，两人“符合双亲遗传关系”。2018年1月22日，朱晓娟与养了20多年的“盼盼”进行亲子鉴定，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显示，两人“亲权关系不成立”。
刘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脑子一下子蒙了”。
2018年2月6日，朱晓娟和刘金心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会议室**次见面。曾几何时，为找到盼盼，朱晓娟隔三差五来到这里打听消息。刘金心的脸型和五官，几乎和朱晓娟一模一样，周围的警察惊呼，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短暂的接触后，刘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被寥寥几句话勾勒出来。何小平将他抱回南充后，长期寄养在亲戚家，自己便出门打工。刘金心从小无人问津，营养也跟不上，加之没有人教育，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2017年3月，因为拿不出十万元彩礼钱，刘金心经历了一次失恋，此后开始酗酒，经常酒后摔伤，还喝到胃出血。
与朱晓娟见面时，刘金心刚刚从广州辞职，过去的十多年，他辗转各地打工，一般呆不过几个月，经常衣食无着。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当天，刘金心买了一瓶白酒，全部喝掉，把自己灌得烂醉。
刘金心不太会表达，在与新京报记者接触中，他只是反复说，周围的一切变化太快，自己“接受不过来”。刘金心幼时住过的大院，如今已经拆除，他曾经在原址上转来转去，试图去找到自己曾经属于重庆的记忆，但是从来没有成功。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偶尔会到重庆看一看朱晓娟和外婆，母子两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晓娟大段大段地说教，刘金心低着头听。
如今的刘金心，依然没有稳定的职业。*近半年来，接受采访、录制节目成为他的主要工作。面对镜头，他一遍一遍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刘金心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与朱晓娟缺乏感情基础，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样相处，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调整。
朱晓娟说，“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何小平‘养废了’。”但她相信*终能与刘金心互相接受，尽管现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年被当作亲生儿子带回来的“盼盼”，在朱晓娟的教育下读了大学，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无忧。
“可能是技术问题”
26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
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到重庆去，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回到郑州后，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新京报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亲子鉴定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哪里起诉？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则需要*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 □新京报记者 王煜 重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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